今天上午看到了会理县公安局发布的《关于网传“卢廷阁律师在法院开庭遭法警殴打入院救治”相关情况的通报》，不客气地说，这是继赣州中院强行将辩护律师拒之门外后，妨碍律师行使辩护权的又一奇葩案例。
近几日，我国留学生江歌在日本被害案在互联网上炒的沸沸扬扬，社会公众对该案发表了各类言论。针对该案集中的热点问题如我国的司法机关能否介入？是否有管辖权？陈世峰能否在我国审判？若陈世峰在日本审判，我国还能否追责等等表达观点不一。从社会公众的言论上可知，对我国刑法中的管辖问题、引渡问题等在认识上还存在一定偏差。
前段时间旁听了一次张青松律师的庭审，庭审精彩程度无需过多着墨，倒是庭审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张律师每次在发表辩护意见时，都不是正襟危坐，而是会将身子扭转九十度，面朝合议庭陈述观点。庭后，我和他聊到这个细节问题时，他轻描淡写地说：“我怕法官没在听我说什么。”这固然是一句玩笑话，但这一事实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是深层次的。庭后，我对比了各个国家刑事案件庭审坐席的安排，发现在控辩双方的坐席安排上，确实存在较大区别。
笔者码下以下文字，给公职人员们提个醒，也算是提前普个法吧：请关注陈光中教授、陈瑞华教授们的建议，或者及时关注人大网站，《监察法草案》与您们悉悉相关。
昨日，携程亲子园老师虐童事件，把携程公司甚至上海市妇联推上了风口浪尖。此次事件让我们不由想起数年前发生在山西太原扇耳光和浙江温岭扯耳朵虐童事件，这一系列类似事件在此之前存在一个共通的问题，就是如此牵动大家神经、煽动民众情绪的恶劣事件中，当事人却没有受到刑法的制裁——太原事件中当事人被处以行政处罚，温岭事件当事人除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以外，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没有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究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在行为人没有造成法定的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即使对涉事人员强烈谴责，追究其刑事责任无法可依。正是由于一系列
非法集资类犯罪危害性大，是引发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因此，该类犯罪历来是司法机关打击的重点领域。近年来非法集资类犯罪呈多发态势，且手段更为先进，危害后果更为严重。可能基于形势的严峻，司法机关在该类罪名的适用上往往有扩大化的倾向。我们认为，无论某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多大，都不能超越《刑法》对该罪名的具体规定而予以处罚。罪刑法定是打击犯罪永远不可逾越的藩篱。在非法集资类犯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上，在理论和实践上就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本文试图探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明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