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务研究丨知识产权犯罪案背后：犯罪手​法趋多元化

知识产权犯罪案背后：犯罪手法趋多元化

 

导读

侵犯商标权案数量下降了，其他类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却有所上升，比如侵犯著作权、侵犯商业秘密、利用互联网侵犯知识产权等犯罪，犯罪手法也更隐蔽、更专业。相关的应对方法应加紧时间建立和完善。

 

日前，检察机关受理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总量逐年减少，受理侵犯知识产权审查起诉案件总计2405件，其中，2015年案件数比2012年下降了66.5%，平均每年减少31.5%。

　 这本是值得点赞的数据，然而，检察机关并未因此感到轻松。“从该组数据来看，过去几年我们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种成效更多地体现在侵犯商标权犯罪领域。”知识产权专门办案部门负责人肖凯说：“总体来看，随着知识产权犯罪模式及犯罪手段日益升级，知识产权犯罪更组织化、网络化，打击知识产权犯罪也面临着诸多新挑战，无论是监督措施、办案机制或是相关立法，都需要及时跟进、完善。”

 

90%以上案件与侵犯商标权有关

 

2012年至2015年，“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件，占全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知识产权案件分别为80.5%、85%；位居第二的是“假冒注册商标”案件，在全部案件中占比分别是10.8%和8.35%。这意味着，90%以上的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与侵犯商标权有关。

 

不过，目前所打击的侵犯商标权犯罪多集中在劣质仿冒、设摊销售等低端模式上，随着侵犯商标权犯罪模式升级，这一类犯罪打击难度也随之加大。

 

2014年底，上海警方在南京西路查获一起“淘宝城”销假案，这里聚集了30多家售假店铺，售卖假冒世界名牌的箱包、服饰、手表等，店内机关重重，监控探头密布，还设有逃跑暗道。该案涉及售假团伙38个，涉案金额达2亿多元。“淘宝城”管理方负责人也是售假团伙主要成员之一，犯罪团伙组织体系严密，团队组织者、经营者、店员、小工等层级分工明确，多采取异地生产、贴牌、再运往上海销售的模式。为逃避打击，一些团伙头目甚至寻找社会上闲散人员和有前科人员出面顶罪。

 

与此同时，一些疑难复杂的跨国侵犯商标权案也渐渐涌现。一些销假案件中，来自境外的犯罪分子长期私下联系采购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运至境外销售。

 

犯罪手法日趋多元化、专业化

 

2015年3月4日，徐汇区法院，一起侦办、审理长达4年之久的张某、泽某侵犯商业秘密案终于落槌。张某、泽某就职于上海某公司，分别担任公司专业产品事业部总经理、研发经理，并与公司签订《员工保密合同》，承诺对该公司在研发、生产产品期间形成的技术信息履行保密义务。2010年，在组织、领导一款GIS采集器的研发期间，两人掌握了该产品的核心技术信息。2011年，两人离职，另成立一家公司，利用该核心技术生产产品投放市场。

 

　　张某、泽某具有高学历和相关专业背景，反侦查能力、诉讼抗辩意识极强，坚称所涉技术信息并非商业秘密，并请来国内顶级的电子证据专家出庭作证。因为涉及产品专业性很强，检察机关多次委托鉴定机构鉴定，组织行业专家对案件中遇到的技术难题进行详细论证，前后耗费了数年时间，逐一解决了该案商业秘密认定和侵权行为判别的难题。最终，张某、泽某对判决结果认罪服法。

 

“此案给我们提出很多思考。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技术已经非常专业化，我们必须考虑知识产权案件办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问题。”肖凯说。

 

调查发现，一些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违法成本低，导致有效惩治不到位，有些不法分子在刑期结束后，迅速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从我们已办理的案件来看，罚金刑判处率比较高，2015年已判决案件中，70.4%适用了罚金刑，但罚金数额不高，平均罚金金额仅为2.939万元，最高罚金额为50万元。”肖凯说，“这些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被告都是以谋利为目的，如果监禁刑短，罚金又不高，刑法的威慑力就大打折扣。”

 

“在英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如果发现你制假售假，即使只卖过几件假冒商品，检察机关也要求犯罪嫌疑人提供证据，证明过去6年当中所有收入的合法来源，凡是不能证明是合法的收入，则被认为是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收入，司法机构将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量刑。”肖凯说，“这大大减轻了检察机关在证据收集上的困难和障碍，增加了惩治知识产权犯罪的有效性。”

 

在监督、打击知识产权犯罪事件上的建议

 

在监督、打击知识产权犯罪事件上，应建立全市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专业化办理机制，在检察院分院设立知识产权处，发挥特殊案件集中管辖的优势，形成市院、分院、基层院三级联动的知识产权办案模式。与此同时，要加紧建立知识产权领域专家咨询库，充分发挥专家咨询、技术调查官、技术鉴定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的作用。仅有这些还不够，新型侵权盗版行为，在其性质认定和法律适用上，法律规则的合理解释及有效应用非常重要，应加强新的相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