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一些刑事案件审理中，出现了所谓律师“闹庭”的现象。“闹庭”，大抵是指辩护律师与法庭之间发生冲突：或者律师直接质疑法庭的合法性，或者不服从法庭的庭审安排，或者集体退庭，或者被法庭驱逐等。在2012年4月底，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位领导将这一现象归纳为“闹庭”后，引起了律师界的强烈反响。

“闹庭”的本质是辩、审冲突。根据刑事诉讼原理，控、辩双方是平等对抗关系，而法庭是居中裁判的角色。因此，常态下，只会出现控、辩对抗，而不应出现辩、审冲突。但蹊跷的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不仅出现了辩、审冲突，而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势头。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罕见现象，发人深思，值得研究。

单纯从维护司法权威的角度分析，律师“闹庭”，自然是对法庭权威的冒犯，是对法庭纪律的违反和对法庭秩序的妨害，因而应受谴责和惩戒。而且，“闹庭”所体现的辩、审冲突，还有可能激怒法庭，从而给当事人带来不利的法律后果。再则，还有人认为，“闹庭”还损害了律师职业自身形象，并妨害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

上述批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对“闹庭”的思考，不能止步于此。古人云：“欲审其末，当溯其源”。正确认识和看待“闹庭”，必须追根溯源，找出病因，然后才可能对症下药。通常情况下，基于诉讼角色和利益，辩护人本该积极说服法庭、争取法庭支持，以期达到良好的诉讼效果和结果，而不会选择对抗。可为什么在一些案件中，律师就“闹庭”了呢？

涉及“闹庭”的案件，主要有广西北海裴金德故意伤害案、贵阳黎庆洪涉黑案、江苏常熟聚众斗殴案等，辩、审之间确实在法庭上发生了激烈冲突。具体分析发生的原因，虽然有所差异，但总体上是与法庭本身的一些程序违法问题相关，例如违法改变管辖、变相不公开审理、未依法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限制律师发言、唆使被告人解聘律师等。

正是这些违法问题，损害到辩护人的权利和当事人的利益，因此，辩护律师才奋起抗争，不惜与法庭冲突。可见，“闹庭”并非律师无理取闹，其产生的主要责任在于法庭自身违法。而法庭之所以违法，是因为其受到当地各种因素的影响，偏离了公平、公正的立场，违背了中立裁判者的角色定位，完全站到控方立场上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要充分行使权利，有效维护当事人利益，就不得不铤而走险，首先针对法庭的违法行为展开抗争。这就如同在竞技场上遇到了“黑哨”，如果不首先解决裁判不公的问题，则比赛结果可想而知。此时，对律师而言，抗争一下，或许有可能促使法庭复归原位，或者能引起舆论关注，使法庭惮于外界压力不敢胡作非为。于是，辩、审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可见，解决“闹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强化对律师的惩戒，而在于保障法庭的独立和公正。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50条，企图以严惩重罚的方式规制律师“闹庭”，显然是用错了药。“千秋永胜在于理”，惟有公平、公正的法庭，才能赢得各方尊重。试想，如果法庭严格依法审理，恪守其中立、公正立场，哪个律师会去“闹庭”？

当然，在我国当前的司法环境下，如何确保法庭的独立和公正，还是个比较困难的课题。一方面，在根本上，需要对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作出重大调整，减少地方党委、政府对司法的干预，削弱法院与公安、检察的亲密性，避免法院与诉讼一方的单方、私下接触；另一方面，在业务层面，法院应严格依法办案，充分尊重和保障辩方的诉讼权利，杜绝程序违法现象。

今年8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薄熙来开庭审判，引起世界瞩目。在该案审理中，有两点值得称赞：一是审判公开前所未有，法院以微博直播方式发布“庭审实录”，十分详尽；二是法庭秉持程序中立，让被告人和辩护人充分说话，甚至赢得了被告人的尊重。如此庭审，诉讼各方满意，社会舆论反映良好，它再次申明了一个道理：法庭只要严格依法审理，秉持程序中立，任何案件都可以审得精彩，审得公正，审得让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