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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几杯酒下肚后，F想起半个月前向高某借钱被拒的事。酒桌上的F越想越生气，头昏脑涨之下，F抽出随身携带的尖刀，向高某的胸、背、肩、左肘等处猛刺数刀。

 

高某受伤倒地，F某惊逃现场。

 

案发后，F为了逃避警方的打击，到非洲的毛里求斯做起了海上捕鱼手。每天18小时风险与辛苦并存的海上生活，并不是F能轻易承受的。然而，更让F某难以忍受的是他对年迈老母的思念，对家乡的思念。

 

2003年底，再也忍受不了孤苦生活的F某冒险回到了四川仁寿县。经拜师学艺，F租房开起了理发店。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1、被告人F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被告人F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3万元整。

 

F表示服从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但是，求生是人的本能，F仍希望能在二审中从轻处罚，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

 

见义勇为 成突破口

2004年10月，我接受F亲属的委托，担任其二审辩护律师。

 

接受委托后，我数次奔走简阳、仁寿等地收集证据，并与F的家属多次沟通。在沟通中我了解到，F在潜逃期间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深深懊悔，做过许多助人为乐的事，我亦为之感动。

 

F的真诚悔改，其家属的真挚亲情一次次激励着我。我决定从头开始做起，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抓住一切有利于F的证据，确定也许会与一审辩护完全不同的辩护思路。

 

万事讲究证据。

 

找到并说服被救儿童的家人为F出庭作证，证明F曾对他们有救命之恩，是争取改判的唯一机会，也是挽救F的唯一出路。

 

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如何去寻找这两名被救助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来为F作证呢？由于被救者的父母都是来成都打工的农民工，现在已返乡，这给我出了一个莫大的难题。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通过被救儿童父母原来的打工地，我找到了他们的家乡地址。但当我赶到他们的家乡后，发现他们又去了广州打工。

 

事情再次面临新困境，但是救人万分紧迫！我通过被救儿童联系上了他们父母，并告知F因故意杀人一审被判死刑，现二审开庭在即，急需他们帮助F证明曾救落水儿童，以争取救得F某一命。

 

好在被救儿童父母一直对F的救命之恩感激在心，在得知F的情况后，当即表明愿意出庭为F作证，并火速购票从广州赶回了成都。

 

至此，我才发自内心地舒了一口气。

 

2006年6月12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了本案。

 

死刑改判死缓，这样的上诉结果是让人满意的。

 

客观地说，这是F的自救、被救儿童及其父母的感恩、F家属的真挚亲情、法院的公正审判以及律师的竭力辩护等合力救了F一命。

 

日常话语中，法院公正判案似乎太过泛泛，言及此语，似乎都不需、不用、不愿去较真。

 

本案中，F的悔罪自赎、被救者的感恩、F家属的真挚亲情都深深打动了我，也坚定了我的信心。

 

F在潜逃期间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深深地懊悔，做过许多助人为乐的事，作为辩护人，我亦为之感动。

 

不知F是否想过，正是他的善意之举，正是他曾经救起两条命，最终成为挽救自己生命的关键！

 

在逃跑途中救起两名落水儿童，既是F本性为之之事，亦是众多“自赎”行为之一。F善良的举动被被救儿童及其父母用心接收，并对F心存感恩，才有后日在得知F“命悬一线”的情况后，他们火速从广州赶回成都为F作证的一幕。

 

很少有人能接近死刑犯的心灵，那是无助，是痛苦，是悔恨。最能安抚他们的，是爱，是亲情。如果没有了家人的一路同行，很少有人能坚强地走下去吧。

 

应该说，F家属的真挚亲情不仅鼓励着F，也一次次的激励着我。面对他年迈母亲的苦苦哀求，难以不为之动容。

 

作为一名专业的刑辩律师，我始终认为，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除了履行法律上规定的义务和职责外，还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社会责任感，既来源于我对公平与正义的最大追求，也来源于我对当事人情况的了解和同情。

 

本案中，通过对当事人的耐心询问和多方打听收集证据，我成功地帮助当事人获得了新生。

 

看到这样的判决结果，我很欣慰，也更让我深刻地理解到刑辩律师是最为光荣的职业的真正原因。

 

2010年的“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上午11点，北京通往包头的高速公路上。

 

本来说是早晨6点就到包头的长途大巴，此刻却还堵在这条所谓的高速公路上。不幸的是，我就在这辆车上。

 

虽已深秋，但将近中午的太阳照在车窗上，仍有一种很晒的感觉。我们已经在这儿堵了半天了，司机心焦地不断下车查看前边的车有没有开动的迹象，但每次都是把失望写在了脸上。

 

大巴虽然是卧铺车，但乘客大多觉得不舒服。我半躺在自己的位置上，手里拿着一本带来的书，但一页也看不下去。

 

“十一”长假前，我收到了习云故意杀人案的一审判决书，习云被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这次包头之行，就是要去看守所会见他，征求他是否上诉。

 

本案的案情很简单，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悲剧。

 

30岁的习云是山东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贫困，不得不抛下妻儿、背井离乡去包头投奔老乡一起打工。而在到达包头当晚，车马劳顿了一天的习云即被一位老乡强拉去陪一个外号叫“大灰狼”的当地人喝酒。

 

“大灰狼”酒风不好，强逼习云多喝，习云不从，“大灰狼”以刀相逼，并砍伤习云手指。习云反击，二人发生打斗，习云一怒之下打死了“大灰狼”。

 

虽经我一审全力辩护，但习云所称的系防卫反击杀人的辩解理由无法得到有力的证据支持（唯一一位在场的证人，也就是习云同云的老乡，却宣称自己当时睡着了什么没看到），因此未能打动一审法官。

 

其实，法官在作出判决前，曾应我方要求一直在与“大灰狼的”家属作调解工作，最后家属所要求的赔偿已经从最初的40万降到了5万元，即只要习云家属拿出5万元赔偿金，即可获得大灰狼家属的谅解，习云很可能就不会判死刑。

 

怎奈，习云的家庭太过困难，所以这5万元也一直没能拿出来。于是，就有了上面所说的死刑判决。

 

因为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是上诉期的最后一天，而上一次会见习云时他即已说过判死刑肯定会上诉，所以我不得不放弃休假，提前赶到包头。

 

没想到，“十一”长假期间的火车票根本抢不上，所以只能改乘大巴了。

 

在这一天在日头偏西之际，我终于又一次到达了美丽的鹿城——包头。

 

次日的会见如我所料，虽然习云已没有新的理由，但他对一审判决强烈不满，坚决要求上诉。上诉状我已提前准备好，习云没有提出修改意见即签了字，下午急忙递交给了本案法官。

 

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等待本案能尽快到达内蒙古高院。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催促习云家属要想尽一切办法凑够这5万元，并为他们作了大量的开导工作，家属也表示一定尽力。

 

最终在三个月后，终于联系上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内蒙古高院刑庭的一位副庭长。后来在办案过程中，我几次向他表达了我方愿意积极赔偿的意见，承诺一定把5万元凑齐。

 

二审的开庭时间最终还是到了，我与习云家人分头来到了包头，高院法官将在明天下到这里开二审庭。而在此前一天，我又会见了习云，一再叮嘱他这次态度一定要真诚，希望得到法官最大的同情。

 

整个开庭过程波澜不惊，仅半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我虽力陈辩护理由，但双方却是各执己见，习云的态度也的确很好，而唯一麻烦的是，“大灰狼”家属认为习云一方没有赔偿的诚意，这次干脆提出不要赔偿，只要维持死刑。

 

庭审结束后，我向法官征求习云家人带来的5万元如何处理。好在这位二审法官很有气魄，让我们先把钱交给他们法院，他会进一步作调解工作，即使不成他也可以作为一个理由来向审委会来陈述意见，并承诺如果改判了，钱会给对方，如果维持了钱会退给我方。

 

但习云的家属仍然心存疑虑，因为他们告诉我，这5万元是借遍了所有亲友，并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变卖了，甚至把习云的房子都变卖了，才凑够了这笔钱，而习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

 

我明白他们是因这笔钱来之不易，怕一旦维持了死刑，若法官不守信用，把钱又给了被害人一方，他们落得人财两空。虽然我愿意相信法院，但也充分理解当事人家属的心情。为谨慎起见，我还是请法官写了一个收到习云家属赔偿款五万元的条子，以作凭证，让习云家人收好了。

 

虽然赔偿的事有了着落，但毕竟开庭时“大灰狼”家属表示不同意接受赔偿，所以高院审委会究竟会如何裁决本案，我仍然心生忐忑。

 

每一次的电话法官答复都是一样的，审委会人员不齐，委员总是有人出差或去外地学习等，审委会总开不起来，也就下不了决议。

 

又经过了漫长等待，在第二年的入夏之际，我终于收到二审的判决书，习云被改判为死缓，判决书上只写了一个很模糊的理由“综合全案情节，可以不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