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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把申诉说成“上访”，是因为最高院的立案部门把申诉程序设计成了没有尽头的“上访”程序。

 

全国各地的申诉大军连绵不绝，红寺村某大院内天天排长队；代理律师与广大访民被同等对待，必须手持身份证与判决书登记入内，闯关过哨方可入内，律师证则与登记无关；递交材料困难，约见法官无望，法官审查材料没有期限，没有书面答复，申诉与上访一样次数没有限制；各地来京接访官员聚集此地，紧贴着访民，官员与访民的讨价还价声伴随着申诉人叫骂声、法警的呵斥声不绝于耳……

小红门，似乎正见证着世上所有的诉讼苦难，代理律师同样被湮没其中饱受折磨。

 

本文是我历时三年多，代理一起刑事申诉案件的“白描”——从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立案大厅递交书面材料以期立案开始，三年间往小红门红寺村跑了十余次。从期望到失望再到希望最后到绝望，心路历程布满了“望尽天涯路”的惆怅与辛酸。

 

为了这起申诉案件，我几乎放下了所有的尊严，混进浩浩荡荡的信访人群，“死磕”小红门。

 

2010年6月，我收到湖南省衡阳监狱一名叫戴林平服刑犯寄来的信，信中表达了他委托我代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的愿望。 

 

从其亲近属提供的书面诉讼文书得知，戴林平因合同诈骗一案，已于2000年12月12日被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上诉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4月19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戴林平仍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被驳回。 

 

通过对戴林平哥哥寄来的部分案卷材料进行分析判断，我认为两级法院认定戴林平合同诈骗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应属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纠纷，于是与戴林平哥哥签订了代写申诉状的委托协议。 

 

2010年11月，我写好了向最高院申诉的刑事申诉状，约定的委托事项本已完成，这时戴林平的哥哥却提出，戴林平的老婆早已失去联系，而他本人退休后生活困难在一家宾馆打工离不开，来北京向最高法院递交申诉材料显然不现实，于是问我能否帮他把申诉状递交到最高人民法院？ 

 

不就是交个材料吗，又不是什么难事！我一口答应。 

 

谁知这一承诺，便开启了一段历时3年零4个月，12次前往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立案大厅“上访”的人世苦旅。 

 

第一次：一波三折

 

早就听说律师到最高法院代理申诉要和上访人员一样排队，我想排就排嘛，排到了把材料一递不就交差了吗？但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 

 

2010年11月11日午饭后，按照从网络搜索到的信息，我来到南四环红寺桥附近（俗称“小红门”）寻找最高法院新建的立案申诉大厅。 

 

找到目的地已是下午1点半了，只见大厅外面数名保安垂手站立，院内巍峨的大厅前已有长长的队伍在等候安检进入大厅，进口处、台阶上皆有法警维持秩序。

 

我跟在队尾一点一点向前挪动，排在前面的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拄着拐杖的残疾人，更多的则是衣着简朴的中年外地人。他们想必是经历了千辛万苦，层层上访才来到京城，以期在这最高司法机关的衙门前，寻求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缕曙光。 

 

排到安检门前才看到指示牌，“律师请走专用通道”。在熙攘的人群中，这一刻我还是能感受到作为一名律师的优越感。 

 

在入口处，法警查验了我的身份证和省高院的判决书，然后进行安检。 

 

进了大厅，在法警的指引下到一个窗口排队，先领一张表，填好后来到另一个窗口登记，然后被告知去三楼的第三候谈区等候，听到扬声器里喊你的名字就进去与那里的法官面谈。 

 

到了三楼，已有二十多人在区内等候，先前看见的老人和残疾人也在其中。那残疾人显然是个“上访老户”，在交谈中得知我是第一次到这里来，便告诉我“一定要有耐心，不要离开，不然三次喊你你不应，就算你自动放弃，要半年后才能再来登记。但哪一天能喊你可不一定”。 

 

又向其他人询问，果然是这样，有的人已经来了十来天了还没被喊到，只得天天来。

 

怎么会是这样？如果听力出现闪失，我这些天岂不是要天天来这里“蹲点”了？ 

 

快到下午三点时开始“叫号”，被喊到的人稍一迟疑，法警会在喇叭里厉声喝斥： 

 

“某某某，来了吗？快点！” 

 

那种威严程度，不亚于在刑警审讯一个被人赃俱获的犯罪嫌疑人。 

 

等到四点多，只有四、五个人被喊到，“上访老户”们开始撤离了。他们告诉我，不用等了，四点半下班，不会再喊人了。 

 

我不甘心，又等了十多分钟，果然没有再喊。经向法警询问，被告知四点半清场，明天可继续候谈。 

 

可是明天上午我要出庭，只好联系同事来替我“上班”（已问明“代班”这里是允许的）。 

 

第二天一早，将材料交给同事高文龙律师，嘱其一定不要离开并告知其轻易离开的后果，我便去朝阳法院出庭。 

 

上午十点多，高律师来电话说已经和法官面谈了，法官要我们把证据材料一并递交。 

 

我让高律师一定要问明白再来交材料时是怎样的手续。我的罗嗦的确事出有因：我在等候区时已看到悲剧一幕，一位妇女按法官要求出去复印了一个材料，结果再回来法警就没再让她进去了。如果悲剧重演，又不知如何才能交到那个法官手上，这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高律师说法官告知这次面谈的情况已记入电脑，下次再来就是“续访”，登记后将材料交给接谈的法官即可。 

 

原来也没有想像中那么难，心里一下轻松了许多。 

 

到了11月17日，早上八点半，又来到最高法院立案申诉大厅，准备把证据材料交给法官，但却发现平日喧嚣的门厅竟然空空如也。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都进去了？可外边怎么可能没有法警？ 

 

这时看见大门垛上的牌子上写着接待时间：星期一、二、四、五全天接待，星期三、六、日休息。 

 

今天正是星期三，法官休息。 

 

仿佛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上访老户”们肯定都知道这个日程安排，只可惜没人告诉我一下，我算是白跑了一趟。 

 

11月22日，早上七点半再次来到了立案大厅， 大门外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我已知道自己不用排队了，便把车开到一边停好，在车里待了一刻钟，再到大门口已不见了队伍，人们已都涌进了大厅。 

 

这一次不用法警指点，先领表，再登记，轻车熟路。 

 

登记时，工作人员得知是补交材料，说可直接到候谈区和法警说明情况，径直进入约谈区交给法官就行。 

 

到了三楼，二十多人已在等候。见约谈区的门是开着的，便推门进去对一法警说明情况，法警冷冷地问： 

 

“哪个房间的法官？” 

 

“是我同事来的，不是316就是315房间，记不太准了。” 

 

“问清楚了再来！” 

 

赶紧打电话请高律师确认到底是哪个房间，高律师说当时也不知道这房间号还这么重要，就没太留意，应该是315吧。 

 

于是又向法警说明准确的房间号，法警说等着吧，315房的法官还没来呢。 

 

快到九点时喇叭开始喊人了，见有法警出来便去询问315的法官来了没有，连问了几次都是同样的结果：法官没来呢。 

 

又问这房间的法官是每天都来，还是有时来有时不来？法警答：“不知道！” 

 

只好向法警请求，能否进去问一下别的法官是否知情？连续请求了好几次，终于获准，但只允许在里面呆两分钟。 

 

进去见一个房间的法官恰好没在接待，赶紧过去问是否能接收补交的材料，那法官问是哪个省的案子，我赶紧说是湖南省的，那法官说： 

 

“湖南的案子你去找管湖南的法官。” 

 

“湖南的法官在哪个房间，什么时候来？” 

 

“不知道！” 

 

这时法警过来喊我出去，我又要求能否到315看一下，他同意了。 

 

到了315，见有法官在里面呢，而且一个当事人刚好办完出去了，于是赶紧上前说明情况。法官将我的名字输入电脑，说： 

 

“你不是刑事申诉吗？” 

 

我说“对啊，我就是刑事申诉。” 

 

“那你干嘛到我这行政申诉来啊？” 

 

“那刑事申诉都在哪？” 

 

“不知道！” 

 

没办法，下午又开车将高律师拉到立案大厅，向法警要求允许高律师进去辨认一下是哪个房间，法警同意了，给了一分钟的时间。 

 

高律师出来说，是316房间，但里面没人。 

 

弄准了房间号就不用乱找了，今天办不成，明天再来“上班”！ 

 

11月23日一早又来到申诉立案大厅，但仍不能把材料交进去。 

 

我想应该有个“上访须知”类似于规章制度的东西吧？于是开始寻找。 

 

在登记窗口旁边的玻璃上贴着一张告示，规定每两个月可以续访一次，登记后连续喊到三次未到的，6个月内不予接待。 

 

初战一波三折。 

 

  

第二次：心要让你听见

 

2011年1月18日早晨，估摸着间隔时间已超过两个月了，我带着申诉状及部分证据材料，踏上了第二次上访之路。 

 

排队，领表，登记，到三楼候谈区等候。 

 

上午快到9点时才开始喊号，到11点多还没轮到我，工作人员就开始清场了，让下午1点半以后再来。 

 

独自开车到肖村桥以北的一条街找了一家餐馆，无趣地咀嚼着午餐，度过这漫长的中午。 

 

下午3点多自己的名字终于在喇叭中出现了，“湖南省的王耀刚，来了吗？！”　 

 

我不敢怠慢：“来了！” 

 

“快点！” 

 

法警威武啊。 

 

我赶紧提上材料快步冲向接谈室门口，感觉自己就像看守所里的犯罪嫌疑人听到了管教的召唤。 

 

接谈的是位年轻的女法官，态度温和，耐心地听我讲着关于判决的意见，我的话匣子终于有人打开了： 

 

一、两审判决认定申诉人戴林平擅自使用郴州金行化冶厂公章、冒用化冶厂的名义签订委托加工协议不符合事实，在案证据证明戴林平等人有权使用化冶厂公章； 

 

二、判决认定戴林平加工出34245克黄金证据不足，法院只查清部分黄金卖给了永兴人民银行，而没有查明剩余部分涉案黄金的流向。戴林平在加工时有银行的人在场监管，销售黄金时也有银行工作人员陪同，如果戴林平真的加工出了3万多克黄金，银行的人肯定知道卖往何处； 

 

三、认定戴林平携款230余万元逃匿证据不足，法院没有查明这一巨款的出处。众所周知，我国金融机构对现金流向采取管控政策，如果真有巨款被戴林平携带，现金来源必然有据可查。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立案再审。 

 

法官边听边往电脑里面敲着什么，随后收了我的材料，告诉我说，案件太多，办不过来，过两个月再来问问吧。 

 

必须要再来问吗？为什么这一次就不能解决？不来会怎样？一连串的问号在脑中盘旋。 

 

法官说，要想有结果就要经常来问问。 

 

“怎么会是这样？难道不来问就被认为自己放弃了？那下次再来还会是你接谈吗？” 

 

法官说，不一定，我们几个法官轮流来接谈，我的意见已录入电脑，和其他法官谈是一样的。 

 

2011年4月8日，周五，照例早上7点多就来到了立案申诉大厅。 

 

安检时通过律师通道，免去了排队时间，早早地完成登记，来到三楼等候。 

 

上午10点多就被召唤进约谈室了，是一位男法官。我向他阐述案件存在的问题，法官也认为案件是有问题，留下了材料，让过几个月再来。 

 

没有结果，只有挫折，一股貌似遥遥无期的冰冷袭上心头。 

 

上访人应当学会了自娱自乐：反正这次得出一个经验，早点儿来上午就能被喊到。 

 

2011年9月1日，周四，早早地来到了红寺村。 

 

上访大军早已排成了长长的队伍，从大门东侧蜿蜒，一直到旁边的胡同深处。 

 

7点半开始放人安检，我跟着队伍往前走，有经验指路，淡定。 

 

进了门厅我才发现，建在大门处的安检厅已经启用，入口用铁栏杆围成了回廊，访民需要在里面绕几个来回才能到安检门，仿佛暗示着正义之路的曲折。 

 

这次还发现了一个重大变化：不再有律师通道了！我成了标准的访民，与外地人、残疾人相比，无任何优势可言。 

 

经过排队安检、排队领表、排队登记，到了候谈室发现人满为患。 

 

这一次不走运，上午竟没有被喊到。 

 

下午仍没有被喊到。 

 

律师待遇的旁落，让回家的脚步慢了好多。不能放弃，要坚持，要看看这条路到底有多长！ 

 

第二天不用来那么早了，经验告诉我，因为已经登记过了，别错过了叫号的那一瞬间就行。 

 

来了，来了，这次接谈的居然是上次那个倾听我的女法官，依然温和，谈起案情她还有印象。 

 

她说：“我们案件太多，人少办不过来，今年重点解决上访10次以上的老户。这个案子需要调卷，但我们没时间，你最好能去把案卷复制过来”。 

 

我头一次看到了曙光。 

 

调卷，复制，多温暖的词汇啊，那一刻，感觉我的案子处于现在进行时。 

 

我说：好吧，那我就到郴州中院去一下。 

 

这次上访虽然仍没有结果，但却让我看到了希望，因为女法官告诉我，只要坚持上访超过10次，就会被重点解决。

 

如此说来，上访能否成功，与数量有关。 

 

我已上访4次了，还有6次就有希望了，不抛弃不放弃！

 

2011年10月16日，结束了在深圳举办的第五届尚权刑辩论坛，我乘高铁赶到郴州，调卷，某种意义上叫“办案”，而不叫上访。 

 

第二天上午与戴林平的哥哥在郴州中院门前会面，向他介绍了前四次上访的情况，然后顺利地在法院复制了案卷。 

 

回京后抓紧阅卷，发现案卷材料多是言词证据，其中有些书证都是一二审期间辩护人提交的。对其中部分证据材料的证明方向，只能同戴林平本人通过书信沟通获悉。这样一来一往，把全案事实证据都搞透时已近年底。 

 

为了保证下次接谈的法官能够集中精力审查我提交的案卷材料，我和戴林平的哥哥商量，避开春节前后这段高峰时间再去递交案卷。 

 

2012年2月13日，周一，我带着案卷材料于早7点第5次来到最高人民法院立案申诉大厅。 

 

这次接谈的又换成了另一位较年轻的男法官，是一个生面孔。 

 

我向他讲了案件存在的问题，但他似乎并没有认真听，而是边翻看判决书，边说这案子判的没问题，并向电脑里敲些什么。

 

我再次向他指出判决中的问题，他已没有耐心再听了。 

 

我的大半年时光，我与当事人的书信来往，我所有的虔诚，在这里只化作键盘上的几个字符，凌乱，漫不经心。 

 

我心想不能把苦心求索的案卷交给这样的法官，交了他也不会看。 

 

于是我不再多说，收起材料离开了接谈室，等待下次遇见一位好法官，哪怕只是那个让我来访十次的女法官。 

 

2012年4月20日，算计着又过了两个月了，于是早早地来到红寺村。 

 

从长长的队尾排到领表的窗口，按往常一样递交判决书、委托书、身份证。 

 

工作人员在电脑系统中一查询，告知还不到续访时间。 

 

我说已经过了两个月了，答复说规定改了，现在是三个月接访一次了。 

 

一个月以后，5月28日，再次带着案卷上访，祈盼这次能够遇见一位听得进律师意见的法官，好把材料交上去。 

 

上午没有喊到。 

 

下午终于喊到了。 

 

接谈的又是一个没见过的男法官。生活给了我机遇，没见过的可能会给我机会。 

 

先和他谈对案件的看法，见他能听得进去，于是向他介绍了女法官的答复，并把案卷材料及我对案卷的分析意见交给了法官。 

 

法官让我留下联系电话，说他会研究案卷，让我等通知，也可过几个月过来看看。 

 

啊！终于遇见一个负责的法官，申诉成功还是有希望的。 

 

过了三个多月，没有接到法官的电话，梦里期盼的那个场景始终没有出现。 

 

还得亲自去问问。 

 

2012年9月6日第7次上访。 

 

又经过一个漫长的上午等待，下午终于被喊到了。 

 

这一次接谈的是个陌生的、年纪较大的男法官。 

 

他接过申诉材料后同样只看判决书，根本不听我对判决的分析意见，然后就说，这判决没问题，不能立案。 

 

如果每一次上访都是不同的人接待，都是不同的说法，我该何去何从？ 

 

我说上次来时交了案卷，不知你们是否研究过了，他说不知道。 

 

再想向他解释他已不听了，并把材料塞了出来。 

 

2012年12月27日，又过了三个月了，虽然对立案已不抱太大希望，但为了凑够10次，还得去看看。 

 

接谈的法官果然又是个只看判决不听解释的人。 

 

我又一次被告知不立案。 

 

那个“上访十次就能被解决”的终点如同魔咒缠绕着我，让我欲罢不能。 

 

2013年4月8日，早上7时许赶到最高法院申诉大厅外面，同上访人员一起排队等候进入大厅。 

 

与往常一样，7点半开始放人，经过层层审查判决书、身份证，又经过安检，然后进入大厅排队领表。 

 

快8点时终于排到了，像往常一样递交了判决书、委托书，但这一次接待人员又向我要所函（律师事务所公函），我说我这是第九次来了，以前都没要所函，所以没带。 

 

接待人员说没所函不行，活生生地就把材料退了出来。 

 

不甘心就这样白跑一趟，又换了个窗口试试，接待人员仍要所函，我说了以前八次都没要所函，这次要所函是根据什么规定？ 

 

接待人员说以前不要，现在要了，没有不行，但没有告知依据什么规定。 

 

立案无进展，花招有新意啊。 

 

无奈只好返回。 

 

过了一周，4月15日，带着所函及申诉材料再次到立案申诉大厅。 

 

快排到窗口时，前面正在办理的是一对农村来的老年夫妇，在表被退回来后又向里边问了句什么，只听里边的女工作人员没好气地说： 

 

“不是跟你说了吗？听不懂人话啊？” 

 

我愕然，人类凶猛啊。 

 

接待我的男法官似曾相识，好像是第7次接谈的法官。 

 

法官看了看判决书，又看了看电脑屏幕，说这个案子判的没问题。 

 

我说，这个案子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法官问：怎么不清了？ 

 

法官轻描淡写地说，“没查清是公安局的事，你找公安局去啊。” 

 

我说：案件是经过法院判决的，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能定案，我为什么要找公安局呀？ 

 

法官又说：那是检察院起诉的，你去找检察院呀。 

 

神情不温不火，不阴不阳。 

 

我说：你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怎么能这样说呢？ 

 

法官不急不燥地说：没你水平高呗。 

 

我已怒不可遏，强压怒火。 

 

问法官你们是什么意见？ 

 

法官说：不立案。 

 

我问是最高法院的意见还是你个人意见？ 

 

他说是我个人意见。 

 

终于到了第10次了，千年的媳妇熬成了婆。 

 

历时将近三年，我也成了上访老户了！ 

 

这一天分外兴奋，自己仿佛是行将修成正果的佛。 

 

2013年7月19日，放下其他安排，带着对重点解决的期待，第10次来到红寺村。 

 

我发现今天上访的人还不足平常的一半，最高院的首席大法官新入职后，难道问题都解决了？门外的和大厅内的法警对上访人员的态度也温和了许多，这是不是换了周强为首席大法官的缘故？ 

 

在大厅排队时我问法警为什么今天人这么少？ 

 

法警说，今天是周五，人就少，周一、周二人最多。 

 

苦难又教会了我第二种经验，周五去上访，人少。 

 

这次还帮张青松律师顺带了另一案件的申诉材料，申诉人是山东临沂的付启存，承包经营县肉联厂，按协议约定，将完成上交任务后的利润分配给了自己的妻子（共同承包人）15万元，先被认定为贪污，后经过申诉改为职务侵占。 

 

这个案子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彻底纠正。 

 

领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