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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环节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演变和趋势，我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曾写过一些东西，结合前面专家的发言，就这一制度的未来发展谈几点看法。这个制度本身设计的问题，我就不讲了。这里所讲的趋势，是按照这个制度本身的设计，按照这个制度自身的发展逻辑，谈一谈将来可能的几个趋势。

第一个趋势，速裁程序的适用率将来可能要大幅度提高。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大做了一个报告，认罪认罚案件所适用的程序类型中，速裁程序占27.6%，简易程序占49.4%，普通程序占2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身是以效率为导向，是为节省司法资源投入的，如果以这个目的来考虑的话，速裁程序处理的案件只占27.6%，肯定太低了。我们的司法资源投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明线的投入，即我们通常看到的程序运行的成本；另外一个方面是暗线的投入，即司法机关幕后的投入，如阅读案卷、撰写审查报告。认罪认罚案件节省司法资源，要求从明线与暗线两个方面都要发力。相对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更为节约司法资源。当前速裁程序所占的比例偏低，与制度设计的目标是矛盾的。因而，速裁程序适用率的大幅度提高应该是一个趋势。

第二个趋势，认罪认罚案件错案率的上升难以避免。这一点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比较忌讳谈论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一点是无法回避的。认罪认罚案件错案率有所上升，与司法资源投入是有关系的。司法资源的投入是保障案件质量的一个根本。我们过去程序比较简化，如常被人诟病的庭审形式化，但是幕后工作做得比较多，包括案卷的审查，集体讨论案件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后，无论是明线还是暗线，都在强调简化，推动司法资源的节约。司法资源投入减少之后，案件质量难以避免会有所下降。这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

第三个趋势，认罪认罚案件中口供地位上升，甚至形成口供中心主义。上午龙宗智教授提到，随着科技的发展，刑事证据有一种客观化的趋势。这一点我非常赞同，但是要同时看到，在很多案件里面，认罪认罚制度至少是提高了口供的地位。口供为中心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无论它是好还是坏，这是一个现状，并且已经很明显。

第四个趋势，认罪认罚案件的正当性基础，从传统的事实真实转为自愿性保障。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大的争议，实际上就是自愿性保障太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的大多数问题，都与此有关。现在有一种看法，在讨论认罪认罚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时，还在强调程序保障，如对认罪认罚案件庭审程序简略的批评。实际上我们考虑一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本身，就是要消解程序包括庭审程序的复杂性。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对被追诉人权利保障思路的讨论，不应局限于传统对抗性程序的思路。认罪认罚案件程序保障的核心是自愿性保障，在自愿性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其它程序保障可以适当简化。自愿性保障的意义不但在于为其它程序的简化提供基础，也是认罪认罚案件实体正当性的基础。我国传统刑事司法正当性基础的核心是真实性，但如前面所讲的，在司法资源投入减少的情况下，真实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对于认罪认罚案件而言，其正当性基础的核心是自愿性。在自愿性得到切实保障的情况下，如果因口供虚假而影响到案件的正确处理，被追诉人应分担错案的部分风险责任。这也意味着，认罪认罚案件程序保障的重心应向侦查程序转移。我们的资源投入应该向侦查程序转移。

第五个趋势，证明标准客观方面的差别化、类型化。我们原来的证明标准一直强调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后，仍是这么讲的。但这是在没有区分证明标准构成的基础上讨论的，已经脱离了司法实践。证明标准由主观方面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客观方面的“证据确实、充分”两部分组成。认定被告人有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办案人员主观上都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如果办案人员自己心存疑虑而判决被告人有罪，是违背司法伦理的。但这种“排除合理怀疑”需要什么样的证据支持，即证明标准客观方面的证据印证程度，可以区别把握。这在实践中已经成为现实，如对一个简单的盗窃案，在实践中不可能按命案的证据要求来把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后，对认罪认罚案件与不认罪的案件，证明标准客观方面可以有所区分；对不同类型的认罪认罚案件，特别是轻罪案件，也可总结经验，适应认罪认罚从制度的效率要求，对证明标准的客观方面进行类型化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