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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clear: both; min-height: 1em; color: rgb(106, 106, 106); font-family: -apple-system-font, BlinkMacSystemFont, " helvetica="" neue",="" "pingfang="" sc",="" "hiragino="" sans="" gb",="" "microsoft="" yahei="" ui",="" yahei",="" arial,="" sans-serif;="" font-size:="" 15px;="" letter-spacing:="" 2px;=""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overflow-wrap:="" break-word="" !important;"="">最后，关于研究的结论。当我们对40年刑事诉讼法制做了描述、溯因之后，总得有一个评价，要表明研究者自己的态度，比如是顾老师所说的未来可期、未来光明，抑或是螺旋式上升或者下降。就四位专家的报告而言，以我不准确的归纳，大致可以观察到两种评价方式，一种或许可以称为反照式，即用一些根本性的刑事诉讼理论——一些时候可能要加一个定语，“主要源自西方的刑事诉讼理论”——对我们40年的刑事诉讼法制史进行反射、反照，进而引出一种价值判断。比如孙远教授关于控审关系、侦查法治化的观察，以诉讼基础理论为工具去反照四十年的发展并进行评价，就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反照式研究。另外一种评价方式可以暂且称之为提炼式，即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归纳并提炼中国式的理论、讲述中国特色的诉讼法制故事。比如龙老师基于“跳跃于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丰富经验，提炼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的印证理论，这在国外完全没有对应的理论，但对于中国实践具有极强的解释能力和指导价值。当然，不管是反照还是提炼，最后必然需要对中国四十年刑事诉讼法制进行一个带有主观色彩的评价。如果是反照，相对更可能是一种偏于负面、批评式的理解；如果是提炼，则更可能归结于一种“同情式的理解”，甚至是一种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个人才疏学浅，不敢轻易对刑事诉讼法制四十年发展史进行评价，所以简要谈谈我对四位学者的精彩报告的学习浅见，供大家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