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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1年4月17日，第十六届尚权刑事司法青年论坛暨“新技术与刑事司法”学术研讨会在成都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由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西南民族大学联合主办，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承办。

论坛采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共百余名专家学者、法律实务界人士出席了本届论坛，论坛对外视频直播，在线实时收看达5000余人次。

论坛围绕“新技术与刑事司法”这一主题，较为深入地研讨了“新技术与刑事证据”、“新技术与刑事侦查”、“新技术在刑事司法中的运用”等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以下是北京尚权（合肥）律师事务所孙艳秋律师在论坛上的发言，整理刊发以飨大家。

现场以及线上的各位老师、同仁、同学，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尚权（合肥）分所的律师孙艳秋。

听了四位发言人的报告以及前面三位与谈人的见解，我自己也是备受启发。

张璐检察官，立足2014年1月至2019年9月的这6532起公诉案件，利用可视化的分析，介绍了案件数据异常波动的原因，还原了案发现场，审视了公安、检察及法院在其中的执法、司法尺度以及偏离度，并且从数据的视角，提示检察机关在类案中尚需重点关注的对象。

程龙老师呢，认为人工智能辅助量刑既存在实体问题，例如量刑机械主义与裁量主义之争、共犯的量刑困境；也存在程序、评价问题，例如与直接言词原则相矛盾、算法黑盒缺乏透明，辩护权的限制、到底以何种证据种类进入刑事诉讼，当然程老师也针对存在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给出了解决路径。

罗关洪检察长，重点介绍了新技术在非羁押监管中如何具体适用，例如定位监管及基本数据的支持，移动终端及基本功能配置的保障，建设一体化智慧云监管平台等，而这些新技术之所以还没有普及，罗检也是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于天淼律师，则是希望，依托于区块链技术的刑事证据，构建共享数据库，从背景、共识、难点、基础、价值五个方面分别予以阐述。

一般情况下，作为最后一名与谈人，都比较具有挑战性，因为该说的，能说的角度，前面几位老师都已经说完了。我刚刚就在考虑从什么角度去谈，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阿，前面几位老师的身份，检察官，教授，副教授，而我作为一名律师，恰好可以从律师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理解。

时间关系，简要谈三点。

第一点，无论新技术如何发展，只能起辅助作用，在刑事司法中的辅助定位不能改变。换一个角度，从历史的方向，往后看，所有的技术都是新的，刑事司法一直用的都是新技术。今天在座的有研究侦查学背景的，140年前，阿方斯·贝蒂隆提出的人体测量方法，和现在的人脸识别，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仅仅是个体识别的手段而已。技术再新，也不能改变它的辅助定位。

无论是类案检索，还是人工智能量刑辅助系统，都不能改变人在司法中的主体地位。虽然类案检索技术可以帮助我们高效、精准地检索类案，但是类案的具体判断及参照适用，依然有赖于人的理性思考。

司法裁判是一项复杂的事业，人工智能为审判方式改革提供了契机，顶层设计者也开始运用人工智能的理论和技术进而提高效率，但是呢，司法的核心是以人之理性为基础的价值判断，而人工智能、新技术的运作逻辑，不以价值判断为基础，更多的是数学和效率。

刑事司法当然要对新技术保持开放，但最终还是要诉诸于理性判断，必须厘清智能化裁判的限度和边界。

第二点，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对律师而言，既有利又有弊。

利在哪里。我自己曾经在一个诈骗案件中使用过某量刑平台的量刑报告，把所有的量刑情节输入进去之后，得出一个量刑建议，三年，那我就将这份量刑报告交给了检察官，并且与检察官沟通，希望检方考虑量刑报告中的三年，给出一个缓刑的量刑建议，检方也认可我们的观点。这就是它的利处，将量刑报告提供给法检参考，可以支撑我们的辩护观点，进而实现我们的辩护目的。

弊在哪里呢。它的算法不够透明，它只给出一个结果，但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们不清楚。当法检拿出来一份量刑报告，与律师期望达到的辩护目的完全相反时，律师提出的意见，它也无法作出回应。2010年起，量刑程序改革致力于将将量刑程序纳入法庭审理程序，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但是实践中，往往法庭审理的重点都在定罪上，量刑本身重视程度就不够，如果现在直接适用量刑报告，是不是会构成对量刑审理程序的冲击呢。所以说，人工辅助量刑系统有利有弊，而我们律师如何发挥它的最大效益，有待近一步思考。

第三点，利用新技术进行非羁押监管，从不同的主体出发，确实存在优势。

首先，对于律师，有助于解决会见难问题。会见难已经是一个老问题了，当然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例如可以电话预约、网上APP预约，有的看守所还建立了微信会见预约群，但是有的看守所依然是一号难求，朋友圈还是可以看到同仁求看守所号的现象。解决会见难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方面，会见的时间和地点不受限制，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都在外，而且涉罪人员的行踪、所在区域位置被实时掌握，不用再去看守所排队，假如律师人在北京，看守所在咱们成都，也不用专门从北京飞到成都来；另一方面，会见的次数不受限制，尤其疫情期间，有的看守所规定开庭前只允许会见一次，但是疑难复杂的案件，一次会见肯定是不够的，事实还没有核实清楚，庭审流程还没有告知，不利于辩护权的实现。

其次，对于看守所而言，这样还可以降低看守所的负担，减轻国家财政的负担。

最后，还有一方，对于特定身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有好处，就以张检文中提到的民营企业家为例，民营经济的数量和规模近年来明显提升，民营企业家被羁押，则必定会给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继而形成水波效应，对企业内部员工、分公司、子公司、与之合作的第三方公司蒙受利益的损失。对于民营企业家这一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利用新技术进行非羁押监管的的话，不仅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也符合当下的经济政策和理念。

以上观点可能还不够成熟，希望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最后呢，我们尚权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的主办方之一，我作为尚权的一员，对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对本届研讨会的支持、参与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