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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

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人经办北方某省一起涉黑案件，经辩护，本案在程序与实体上都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在程序上，当事人方某在审查起诉阶段成功取保候审。在实体上，检察院不再指控当事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并减少另一起犯罪事实的认定，最终量刑建议也与羁押时间相当。取保、脱黑、减罪与“实报实销”同时达成。下面介绍本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与办案心得。

案情简介：

犯罪嫌疑人方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批准逮捕。起诉意见书认定方某参与了两起寻衅滋事犯罪事件，分别是某煤矿清场事件与另一起非法聚集事件。因为这两起个案，侦查机关认定方某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方某在起诉意见书中排名第15位。

办理过程：

经过分析，我们认为两起事件均不构成犯罪，应当作无罪辩护。但考虑到涉黑案件的特殊性，结合方某本人及家属想早日取保的诉求，辩护人做了另一手准备：对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做无罪辩护，对寻衅滋事罪做罪轻辩护，论证方某即使构成寻衅滋事罪，情节也非常轻微，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

然而，在沟通初期，检察官的态度非常强硬：如果方某不彻底地认罪认罚，承认起诉意见书认定的所有事件与罪名，他是不可能取保候审的。这给辩护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方某的意愿是坚决不承认自己加入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宁可不取保也不认这个罪。但如果能取保，对寻衅滋事罪认罪认罚也无妨。

面对双方的矛盾，辩护人必须选择说服其中一方。选择说服哪一方呢？职业伦理告诉我们，律师此时应充分告知当事人认罪与不认罪的法律风险，在此基础上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所以，我们决定去说服检察官，方式是让她对于方某在整个案件中地位与作用的认知发生动摇，让检察官觉得方某可能根本不构成犯罪，再办下去可能是个错案，也就是以无罪辩护的方式追求取保候审。

辩护思路：

方某的目标是脱黑，可他只是一个打工仔，并没有领导、指挥的能力，也不在所谓的组织中担任什么职务。在起诉意见书中之所以被认定黑社会的一般参加者，归根到底是因为他被指控参与了矿场的清场事件与非法聚集事件。要脱黑，就必须把这两个事件都讲清楚。

1.清场事件

首先是矿场清场事件。事件经过是方某所在的公司为了接管有股权争议的煤矿，组织人员清场，期间发生了斗殴，对方单位的一人被打成轻伤。方某虽然在斗殴现场，但没有实际动手，仅仅有“传话”与“围观”两个行为。对此，辩护人要解决两个问题：方某为什么会在现场？方某在现场的行为该怎么评价？

根据会见的情况，辩护人调取了两份新的证据：方某的任职通知与矿长证。这两份文件能够证明，在案发很早之前争议煤矿的矿长就是方某。侦查人员显然不知道这些证据的存在。办案人员之前认为，在案发前一天，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给他们开会，承诺收回煤矿后要给方某等人安排职务。侦查人员进而认定方某等人出现在冲突现场是有预谋的，不正当的。但辩护人调取的新证据显然能够证明，方某既然是争议煤矿的矿长，他在矿区出现就完全合情合理，起诉意见书的上述认定显然是错误的。这就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方某在现场的正当性。

接下来的问题，是方某在现场的行为该如何评价。辩护人除了就此事件本身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进行论述，还额外增加了一条罪轻理由：方某在现场的表现比在场任何人都要更好。本起事件打斗的后半段有监控视频，在案证据能够证明方某有在斗殴发生时拨打报警电话。辩护人做的，就是把监控视频与在案的报警记录结合起来，证明他在现场到底干了什么。在会见方某时，我们将监控视频一点点放给方某看，让他指出在一堆人中间哪个是他自己，解释当时自己在做什么。之后，辩护人利用视频编辑软件，把方某的行动轨迹进行全程标注，再把剪辑后更清晰的视频展示给检察官。我们告诉检察官，这个方某在斗殴发生后，不仅没有参与打架，还积极报警，他的所作所为比在场其余所有人都要好。如果这样的行为都能被认定是寻衅滋事，那么其它人该如何评价呢？

2.非法聚集事件

本起案件的大致案情，是方某与上百名员工一道乘坐大巴车上访。对于本起事件，辩护人除了从整体论证该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还对方某的行为进行了分析。方某不是行为的组织者，在案发当天全程都没有下车。和方某行为一样的有车上的上百人，都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条件。

谈判过程：

在发表完上述意见之后，我们相信检察官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案件的问题出在了哪里。方某只是普通员工，如果这两个行为都不构成犯罪，涉黑罪名显然也不能成立。需要说明的是，在发表意见时我们并没有点明要做彻底的无罪辩护，只是让检察官了解辩护观点，并告知检察官方某的态度：如果能去掉涉黑罪名并取保，他愿意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检察官的心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不得而知，但她的行为显然能够说明一些内容。很快，检察官联系我们，说要一同前往看守所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条件如下：保留寻衅滋事罪，去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具结书拟定的量刑建议和他在看守所关押的时间相当，都不到1年。只要方某签署，马上就可以取保候审。面对这样的优厚条件，方某立刻就答应了。当天检察官就开始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第二天方某就出了看守所，和自己的妻子见了面。

本案的惊喜不止于此。在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时，检察官只要求对寻衅滋事罪认罪认罚，但并未指明是对哪一起寻衅滋事事件认罪认罚。收到起诉书后，我们发现第二起非法聚集事件虽然整体存在，但方某已经不再被认定参与本起寻衅滋事。“减罪”的目标也一并达成。

经验总结：

在本起事件中，方某不仅成功取保候审，还脱黑、减罪、“实报实销”。无论在程序还是实体上都取得了令当事人满意的结果。本案的经验归纳如下：

1.以未来实质无罪的压力，谋求现时程序的让步。当检察官与当事人的谈判诉求不一致时，辩护人选择说服检察官，如果不接受现阶段的谈判条件，到了法庭检察官就要承担更不利的后果——无罪。所以，我们在本案中提出的取保候审申请的理由，并不是常见的初犯、情节轻微、身体原因不适合羁押，而是努力说服检察官这是一个错案。当检察官对当事人的认知发生了改变，谈判的天平就会发生倾斜。

2.如果要亮底牌，确保对面没有更大的牌。在本案中，我们在审查起诉阶段就把全部的辩护思路告知了检察官，相当于提前展示了底牌。有些人认为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的辩护观点不宜具体，否则检察院会根据律师的观点去针对性的弥补漏洞，补充证据，过早亮明观点反而不利于后续的庭审。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每个案件要单独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在方某的案件中，辩护人之所以敢于亮底牌，是因为支撑辩护观点的关键证据——矿长证与监控录像都是客观证据，轻易无法被否定。补充侦查可能会弥补某些证据的瑕疵，但对这些客观证据很可能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我们有自信，无论案件后续怎么发展，支撑辩护观点的证据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换言之，当我们亮明底牌后，对方没有更大的牌。

3.尊重当事人意愿，在谈判中双方都要适当妥协。在本案中，虽然律师最初认为方某应当是彻底的无罪，但当事人却以能在脱黑的前提下尽快取保为诉求。此时，辩护律师就要适当妥协，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改变策略，谋求当事人期望的结果。涉及认罪认罚的轻罪案件，妥协可能是一种常态。但如果妥协是当事人的期望，辩护人又在谈判中已尽全力争取最好的结果，那么这种“妥协”未尝不是一种胜利。

以上是我对本起案件的分享，希望办理本案的经验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