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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梁县衙是中国江南保存完整的古代县级衙署，被誉为“江南第一衙”， 其完整规制的建筑样式，朴实的建筑装饰及丰富的楹联文化，是研究中国古代县级政权机构设置及功能划分不可多得的样本。

本期影像题为《浮梁县衙——“江南第一衙”》，由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提供。首发于《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6期影像栏目（第164—169页）。

听人说起“浮梁”，起初没有什么联想，直到有人提到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句子“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才将眼前的地名与文学作品联系起来，眼前的浮梁顿时有了一份文化和历史的厚重感。

浮梁特产，一是瓷器，二是茶叶。唐代，浮梁茶闻名天下，在敦煌遗书之《茶酒论》留有“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的说法，可知此地茶业之盛。至于瓷器，自古以来，浮梁更是名满天下。

旧时景德镇隶属浮梁县管辖。如今颠倒过来，浮梁县隶属景德镇市。

游人至此，会被浮梁古县衙深深吸引。这个古县衙位于浮梁镇旧城村，始建于唐朝元和十一年(816年)，是江南唯一保存较完整的清代县衙，号称“江南第一衙”。

我国古代有圆熟的官制，统治技术堪称一流。这些技术往往服务于专制的统治的需要，其中一项，是下至知县一级的大小官员都由皇帝亲自任命。这种任命制度，让官员都“沐浴皇恩”，自感有向皇帝尽忠的义务，避免上级官员任命下级，官员只向给他官做的上级负责，损害效忠皇帝的向心力。

县衙的长官为知县，俗称“县太爷”。清代知县的职掌是“掌一县之政令，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立风俗，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那时的知县，不但理狱讼，还理民政，可以说行政官兼理司法，也可以说司法官兼理行政。

古时官员实行品级制度，知县多为七品，特殊地区还有高配。浮梁古县衙虽是县衙，但是官员的品级不低，乃一五品县衙，属于“高配”，原因在于景德镇属于官窑。如今景德镇家喻户晓，浮梁县在江西省外名气难望其项背了。

古县衙，是徽派与赣派相结合的建筑风格。古时有“官不修衙”之说。由于官员不得在本省做官，而且在外省做官还实行地域流转任职制度（这一制度的目的是防止官员结成地方势力，对朝廷形成威胁），因此官员不会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自然无意修缮衙门。要修衙门，费工费力不说，官员往往要从俸禄中往外拿银子，修好了衙门，不知能不能享用，有机会享用也不会用太久，既然如此，何必劳心费力破财，为他人作嫁衣？犹如住店的客人，自然不必为修缮客店而出力，这道理，不难理解。

衙门口立着一面鼓。这是古代起诉制度的表征。古代起诉方式多用递状子的方式，诉状有专门程式，不会书写者可以请人代写；地方绅衿告状通常用禀帖，算是一种礼遇；民众联名告状，称为公呈。另外还有“喊禀”一法，喊禀方式有击鼓，有鸣锣。官员听见锣鼓声，应当穿靴戴帽，登堂问案，不必喊禀者具呈。

古时以击鼓鸣冤为多，衙署门前常有这样一面鼓，鼓是用来供前来告状的百姓击打鸣冤的。这鼓不是随便敲的，须得重大案件或者紧急情况敲击才行。击鼓鸣冤之后，确定案情重大，官员坐堂审理，为击鼓者伸张正义；如果案情不大，对击鼓者要当堂责罚，以整顿刁风，不得姑息纵容。

衙门口还有两块碑石，一块刻着“诬告加三等”，一块刻着“越诉杖五十”。诬告要受处罚，容易理解。越诉为何也要受到处罚？古时法律要求“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原因是：“自下而上则卑官得以尽其职，尊官得以视其成。若越本管官司称讼者，则有轻视卑官之意，且非设官分职之义。故虽得实，亦笞五十。”（《刑台法律》）

进得头门、仪门，到得亲民堂。这是县衙的正堂，抬头看便是“明镜高悬”四个醒目的大字。下面是一幅海水朝日图，火红的太阳两边飘着两朵祥云，太阳下面碧波翻滚，很有气势，寓意“清似海水，明如日月”。画图两侧是一副楹联，上联是“职在地方，敢以热心问世事”，下联是“民呼父母，谨将清节付儿孙”，果然是一副好联语。两边少不得“肃静”“回避”的牌子，显示官威。

海水朝日图下面是桌案和县令和座椅。审案之时，官员高坐其上，小民觳觫其下，配合的是下顺上的诉讼特征。当时的官府被赋予了深谋远虑、“明察秋毫”的形象，诉讼仅是官府运用皇家和皇家法律给予的权力发现案件真相的过程。在这种纠问式的诉讼模式中，诉讼结构由审问者和被审问者构成，审问者为官府的代表（兼理行政与司法的官长），被审问者多为平民，在观念上，平民顺从官府，才能达到诉讼中的和谐。

桌案上摆着惊堂木，签筒里插着竹签。惊堂木又称“醒木”“界方”“抚尺”。如图中那样，是一块长方形的硬木。古时官员审理案件，有时用手拈起，拍于桌案之上，一声脆响，震慑犯人或者警示堂下之人，使其安静，功能与今日法庭上的法槌相似。竹签即为“令签”，令签是知县用来发号施令之用，据说有两种令签，一种是黑色，用于打板子等；一种是红色，只在处刑时才使用，具有辟邪功能。丢出的令签不能收回，以签行令，称为“掷签”或“飞签”。

古代衙门，多有警示标志。门口照壁常见雕塑或者绘画，画的是贪婪之兽，状如麒麟，脚下与四周有八种宝物，包括磬、金锭、书画、犀角弓、如意、宝葫芦、元宝、铜钱，但此兽并不满足，瞪大眼睛，张开血盆大口，想将太阳也一吞入肚。这种照壁，是为了警示官员应当廉洁奉公，不可犯赃滥之罪。入得仪门，大堂前甬道上往往有戒石坊，上书“公生明”三字。堂上常挂着“清慎勤”的匾额，意思是清廉、谨慎和勤勉，这是官员自我告诫的警语，也是朝廷对各级官员的期望与要求。

古代衙门还设有六房，经办吏、户、礼、兵、刑、工六种事务，还有刑、钱夫子院，东西厢房住着知县聘请的幕友——钱谷师爷和刑名师爷，是协助官员处理民政与狱讼事务的。刑民师爷多出自绍兴，又称“绍兴师爷”，那里律学发达，许多人学成之后到衙门为官员做幕客，官员敬其为“夫子”。

到古衙门，还会看到其他一些建筑，如“瓷税房”，颇有浮梁地方特色。此地盛产瓷器，有瓷便有税，专门设一部门处理瓷税，便有了“瓷税房”之设。

古时衙门都附设监狱，用于羁押诉讼中的当事人。古时已决犯人，要么处决，要么流放充军，要么笞杖，没有现代之所谓自由刑，因此监狱主要用于诉讼过程的羁押。

对于羁押，李渔《论监狱》一文曾言：“罪有重轻，则监有深浅。非死罪不入深监，非军徒不入浅监，此定法也。”此言颇合当代诉讼中之所谓“比例原则”。他主张对于特定人群应慎重羁押，如“妇人非犯重辟，不得轻易收监，此情此理，夫人而知之也”。这是司法人性化的体现，因为“此中男妇杂处，嫌疑不别，况牢吏狱卒，半属鳏夫，老犯宿囚，多年不近女色，置烈火于干柴之上，委玉石于青蝇之丛，未有不遭焚涅者”。更要命的是，有些案件事实尚未厘清，将女人收监，“妇人幽系一宵，则终身不能自白”。这对于女性的权益保护十分不利。

浮梁县衙的监狱，入门上方写着“狱轩”二字，左右是一副对联，写着“吾摘奸发伏，歧途指返；尔违条犯律，罪有应得”，警示意味很浓。

监狱戒备森严，这里设有多间监室，如今只有空洞的屋子，不再有羁押的犯人，但游人到这里，仍不免暗生怵惕心。古时监狱，羁押条件恶劣，关押的人多了，非正常死亡的情况较为常见。冯梦龙《广笑府》中有一则《嘲健讼》的诗描述监狱：“头枕断砖眠烂地，手爬餐饭咬生姜。舞文黠吏如蛇蝎，索钞公人胜虎狼。”这种监狱情景，不免令人有“活地狱”之感。

监狱有独特的监狱文化。不少监狱附有狱神庙。狱神据说是虞舜的刑狱之官皋陶，他大概是中国第一位有名有姓的法官。他“造狱”、“治狱”、“作刑”，后来被尊为“狱神”。狱神庙楹联写着“触法即欺天，十恶不赦；悔过是回头，一体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