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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下而上”的刑法教义学体系建构思路

刑法教义学的体系化建构主要有公理推演式的“自上而下”的思路和以现实问题为起始的“自下而上”的思路。下文将根据公理推演式的“自上而下”的思路而建立的体系简称为公理推演式体系。

（一）对公理推演式体系之反思

首先，我们无法预先为法教义学体系找到一个拥有无限理性且足以统辖一切问题的起始性原理。康德（Kant）认为，一个科学的体系只能“从内部（perintus susceptionem）生长起来，但不能从外部（per appositionem）来增加”，所以，建构体系的所有环节都应当先天地包含在作为体系建构始点的最高理念之中。黑格尔（Hegel）则将这种最高理念比作“胚芽”。他指出：“哲学必须把精神理解为永恒理念的一种必然的发展和让那构成精神科学各个特殊部分的东西纯然从精神的概念中自己展开出来。正如在一般有生命的东西那里，一切东西都已经以观念的方式包含在胚芽中，并且是由这胚芽本身，而不是由一种异己的力量产生出来的，同样活生生的精神的一切特殊形态也必须从作为它们胚芽的精神概念中自己发生出来。”将这一思想移用到法教义学中就意味着，若要运用公理推演式体系进行“自上而下”的推导，且希望推导出来的结论能够有效应对实践中的一切问题，即期望只借助逻辑推理就能从上位原则或上位概念中直接获得法教义学所需的全部原理，则必须满足一个前提，即居于体系顶端的基础性原则或者基础性概念自始就完整地蕴含了足以孕育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根据或曰“胚芽”。然而，这一假定无异于天方夜谭，因为法教义学的任何基础性原理和基础性概念都只是对特定条件下人们可认知的有限事实的总结。一旦出现了超出基础性原理或基础性概念预想范围的案件事实，那么，直接经由逻辑推导得出的结论是否依然有效，就可能值得怀疑。事实上，“只有穷尽对所有问题的讨论，我们才能提出一个毫无矛盾的体系来，但是要穷尽所有问题，这本身就是办不到的”。

因此，尽管法教义学的基础性原理和基础性概念通常可以被作为推论的前提，但它们也时刻面临着新型案件事实的挑战和检验。当法教义学的解释力已不足以应对新问题时，法教义学就必须接受改造。这就说明，任何一种法教义学体系都只不过是对已有案件及其解决方案的暂时性总结，在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和新素材的“激扰”下，法教义学体系会不可避免地持续处于自我调适的状态之中。对于自然科学来说，个案只不过是用来验证、说明先在之规律和公理的例子；但对于法学而言，看似处在体系最底端的个案不仅是既有教义学体系的例证和具体化，而且是体系建构和体系重塑活动的主要参与力量之一。

其次，法教义学在从上位规则向下位规则进行推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绝非只有形式逻辑，其中还包含了复杂的价值排序和价值选择活动。恩吉施（Engisch）曾对法学和数学的推理过程进行过比较。他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数学是从较少的原则中推导出较多的结论，法学则是从较多的原则中推导出较少的结论。对于数学来说，形式推演几乎就是论证的全部内容。在法教义学中，看似是通过三段论演绎的方式进行推导，但实际上形式推演不过是一个思维框架，在关键的推论步骤中，对论证的方向起把舵作用的往往是实质性的价值权衡。例如，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是存在某种“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从该前提出发，我们本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当不法侵害人已经盗窃得手且正逃离现场时，由于盗窃财物的侵害行为已经完成，所以，只要侵害人没有实施新的侵害行为，那么任何公民都不得对其行使正当防卫权。然而，在比较公力救济优先和有效保障公民法益这两种价值诉求之后，解释者就可能适当延长“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间范围，从而认为在盗窃者既遂后在逃的一段时间内，不法侵害依然保持着“正在进行”的状态，被害人可以实施正当防卫。

可见，法教义学的上位规则和下位规则之间不仅有形式逻辑的关联性，二者之间还时常存在着巨大的价值空间供法教义学者抉择。原本作为推论前提的某一原则可能会因其他原则的介入而受到限制，甚至被排除出局，所以，法教义学的推理结论往往取决于多个不同原则之间的位阶关系。

（二）“自下而上”思路的实践机制 

通过对公理推演式体系的反思，法教义学体系建构方法的基本轮廓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既然法教义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是否具有可产出合理解决方案的“肥力”并非取决于某种抽象的理念，而是取决于基本概念和原理所涵摄的具体事物是否足够全面和丰富，那么，法教义学体系的建构就只能始于现实的法律问题和案件素材。正是基于对大量现实材料的加工和分析，我们才可能逐步向上提炼和发展出总结性的概念与原理。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出现过的各种正犯学说，无论是主观说、形式客观说，还是必要性说、同时性说等，虽然各自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正犯的特质，但它们均将某种单一的前提或者视角奉为体系推导的基点。正是由于这些正犯学说都建立在“过分狭窄的基础”之上，无一例外地犯了“将有限的见识绝对化”的错误，因此，它们注定都不可能具有全面涵盖正犯的一切表现形式的包摄力。有鉴于此，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正犯论建构模式。罗克辛将“核心人物”（Zentralgestalt）视作判断正犯的总体标准，但他强调，由此标准确立的正犯概念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抽象概念，而是黑格尔所说的辩证法上的“具体”概念。黑格尔认为，如果我们像康德那样，只是将概念理解成事物共同特征的静止和固定的集合，那么，概念就只不过是一些抽象、孤立和贫瘠的规定。若要形成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则必须将特殊性、个体性和差异性纳入概念之中。为此，我们需要把辩证法和概念结合起来。这便意味着，概念乃多种规定的对立统一。这些不同的规定既相互对立，又经由自我扬弃向其对立面转化，从而在“正、反、合”的运动过程中形成概念的系统。根据这一原理，罗克辛提出，正犯概念并非从一开始就能被确定，在经过丰富多样的具体概念形式的填充之前，所谓“核心人物”还只是一个空洞无物的躯壳。我们首先需要下沉到正犯理论的“最底端”，尽可能地对那些可能成立正犯的各类情形进行汇集和考察，继而在正犯的各种表现形式不断自我扬弃的过程中，动态式地向上发展出正犯概念。

具体来说：第一，正犯概念内部充斥着大量相互对立的不同表现形式，具体有支配犯、义务犯和亲手犯。在支配犯中，行为支配表现为行为人独自实现犯罪构成要件，意志支配恰好缺少这一点特征，二者又皆不同于以分工实现犯罪构成要件为特征的功能支配。此外，在意志支配之下，又存在着胁迫型支配、错误型支配和组织型支配这三种不同的样态。第二，正犯理论需要在不断出现的对立中一步步地实现更高级别和更大范围的综合。首先，胁迫型支配、错误型支配和组织型支配能够共同被意志支配这一概念所统领；接着，意志支配、行为支配和功能支配可以合并成犯罪事实支配的概念；最后，支配犯概念又可以和与之相对立的义务犯概念、亲手犯概念共处于“核心人物”这一概念之下。概而言之，在正犯概念的发展过程中，正犯理论“借助愈发全面的综合，对正犯各个要素进行了古典哲学意义上的‘扬弃’，它所采用的是提升、否定和保留这三种方法，即这种综合把正犯的单个要素提升到了更高的层级之上，否定了它们的绝对性，并且将其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保留了下来”。

在总结了学界的和他本人的正犯理论研究经验之后，罗克辛进一步提炼出刑法教义学方法论的两个原则：

一是认真对待“来自事物的阻力”（Widerstand der Sache）。根据哲学家博尔诺（Bollnow）的看法，在人文科学领域内，某种学说是否显现出“来自事物的阻力”，在一定程度上是检验其正确与否的试金石。在作为研究对象的事物本身存在差异、对立和冲突的情况下，人们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态度：其一，大而化之且回避矛盾，以掩耳盗铃的方式绕开或者掩盖不同对象之间的差异，追求表面上的同一性。这样一来，理论看似能够畅通无阻地驰骋四方，但它实际上已经无法与现实进行有效的沟通，自然就丧失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二，正视不同事物各自的特征。虽然人们在展开研究的过程中会时时遭遇由差异性所带来的重重阻力，但这恰恰是理论与现实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标志。正是因为人们采取了后一种态度，“具体的”正犯概念才能够克服以往的正犯学说的不足，在积极应对各类特殊正犯现象所提出的挑战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正犯教义学。

二是重视而不是抹杀事物间的对立。刑法教义学一直存在着一种以有限去框定无限的倾向，即试图将原本来自一种事物的单一标准简单套用到另一种事物之上。譬如，在正犯学说史上，总有人想把间接正犯解释进直接正犯的范畴之中，或者把共同正犯解释进间接正犯的范畴之中。这种无视事物间的差异和对立的思考方式不可能提出精准的问题解决方案。“具体的”正犯概念则指出，在故意犯和过失犯之间，在作为犯和不作为犯之间，在行为支配、意志支配和功能支配之间都存在着结构性差异，它们不可能共用一个完全一致的正犯标准，所以，我们必须在准确把握不同正犯现象各自特点的前提下，制定差异化的判断准则。

四、刑法教义学科学性检验功能的独立化

（一）风险：刑法教义学知识的“堆砌化”与“补丁化”

以探寻事物本质及内在规律为己任的科学体系需要满足一个基本的要求，即体系中的每一部分都“是节节相连的（articulatio），而不是堆积起来的（coacervatio）”。换言之，组成刑法教义学体系的一切知识、概念和学说都应当以某种更深层的原理或者原则为纽带，有机且融贯地联结成一个整体，而不是毫无关系地罗列、堆放在一起。

自下而上的从现实问题出发建构体系的思路固然有助于使刑法教义学始终能获得社会现实这一“源头活水”的滋养和补给，防止刑法教义学走向封闭与僵化，但是，随着个别问题和具体案件大量涌入，并且被推至理论视野的最前沿，用于连接刑法教义学内部各板块的纽带面临着弱化的危险。还是以正犯理论为例，当罗克辛以辩证法和“尊重事物之间的差异”的名义，无所顾虑地将不同的正犯形式加以聚合时，这做法似乎更像是把大量对立物简单地堆积在一起，人们难以看出这些对立物在聚合过程中，究竟如何从对立走向了辩证统一，又究竟如何真正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有机整体。比如，从略为微观的角度来看，在间接正犯（意志支配）中既有直接行为人存在归责瑕疵的情况，例如利用他人的认识错误或者无责任能力人的行为来实现犯罪目的，也有直接行为人能够为结果完全负责的情况，例如上级领导利用组织结构命令下属员工犯罪。然而，当行为人和结果之间介入了某种因素时，该介入因素既可能是他人无意识的盲目行为，也可能是他人自由意志决定下的行为。在这两种情况下，行为人对因果流程的规范控制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么，针对负完全责任之人的支配和针对无责任之人的支配究竟是凭借何种媒介而统合在“意志支配”的概念之下的呢？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罗克辛提出的以“核心人物”为关键词的正犯论是由屡次叠加的多个标准拼接而成的。该理论最先提出的标准是支配犯罪事实，当该标准无法适用于身份犯、不作为犯和过失犯等义务犯时，就另行为义务犯设置一个正犯标准，当以上两个标准都无法适用于亲手犯时，就再为亲手犯单立一个新的标准。面对新出现的事物，尽管我们可以不必固守原先的教条，因势而谋或顺势而变，但问题是，前后设置的多个正犯标准之间相去甚远。如果说这些正犯标准可以在“核心人物”的统摄下形成一个整体，那么，用于连接这些不同标准的桥梁究竟何在？毕竟，“从科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在发挥连接作用的上位概念缺位的情况下添加新的标准，这不是一种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而是一种将不同标准随意进行捏合的做法”。

事实上，这种“堆砌式”的所谓体系思考在当代刑法教义学的其他领域中也比比皆是。通说在建构犯罪论时采取了一种类似于“打补丁”的方式，即人们首先以故意作为犯为模板发展出犯罪的一整套成立要件，当基于“典型”形态研发的判断标准在过失犯中失效时，就针对过失犯另行编制一套特殊的归责标准，当典型标准在不作为犯中也出现了漏洞时，就再增添新的归责标准以填补空缺。由此形成的犯罪论确实能够针对不同犯罪现象的特点提出契合实际需要的解决方案，可是，纯粹依据存在论结构上的差异划分出来的故意作为犯、过失犯和不作为犯似乎只是以层层叠加的方式组合成一个所谓犯罪论体系，能够将这三种犯罪现象连接在一起的规范性纽带却依然处在隐而未现的状态。

由此可见，当“自下而上”的思路将现实问题视为刑法教义学体系建构的首要推动力之后，最大的隐患就在于，“尊重事物之间的差异”反倒成为了无限降低刑法教义学体系化水平和科学性的借口，层出不穷的具体问题使得人们不断增设特殊情形，由此催生出的一个个特殊标准，给体系打上了密密麻麻的“补丁”。久而久之，事物之间的联系逐渐被不可计数的“补丁”所淹没，刑法教义学体系不再是由稳固的“钢筋”连接而成的“建筑”，而渐渐成为由松散的“木块”堆砌而成的“积木城堡”。难怪在许内曼（Schünemann）看来，德国当代刑法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明显的折中主义（Eklektizismus）倾向，即各类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方法、论证模式和观察问题的视角被杂乱地拼凑在一起。 “尊重事物之间的差异”无疑是体系建构的起点，即刑法教义学研究必须从准确把握现实素材的冲突对立以及多样性出发。但是，体系化的过程就是从复杂各异的现象中寻找关联性，并将零碎的事物联结成环环相扣的统一整体的过程。如果在研究的终点，也就是法教义学的体系性成果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孤立分散且相互对立的事物，那就说明所谓体系化并未真正实现“节节相连”的目标，而是停留在了通往科学体系的半途。

（二）对策：刑法教义学内部的功能分化

1.现有成果及其不足

以上分析带给我们一个启示，即在公理推演式的自上而下的思路遭到否定之后，引入自下而上的思路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思考与体系思考不相协调的困境。以问题为起点的自下而上的思路与以刑事政策为导向的目的理性犯罪论具有内在的契合之处。当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已经普遍接受了刑法体系应当与刑事政策相贯通这一基本理念。同时，一些学者敏锐地意识到，刑事政策和目的论思维的融入虽然提升了刑法体系的应变能力，但也容易对法的客观性和统一性形成冲击，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刑法体系的功能化发展趋势进行控制。比如，张翔教授主张，刑法体系应当接受合宪性调控，具体包括：进入刑法体系的刑事政策需要以宪法为实质来源，刑法学界应当构建具有宪法关联性并以基本权利为核心的法益概念，刑罚制度应当接受比例原则的审查。劳东燕教授则进一步提出，对于贯通了刑事政策的功能主义刑法体系，我们有必要构建一种二元性的规制框架：一是刑法教义学的内部控制，包括借助于解释方法的控制、借助于目的本身的控制、借助于事物本质或存在结构的控制；二是合宪性的外部控制，包括强化基本权利的制约和比例原则的制约。宪法学者和刑法学者所进行的这些探索将刑法体系正当性控制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然而，这些探索方案的不足之处可能在于：第一，这些方案所针对的“刑法体系”并不完全，甚至不主要是刑法教义学的理论体系，因为这些方案中的大部分内容所涉及的是单纯的刑事立法活动，例如对罪名设置和刑罚设置的合宪性调控。总体而言，现有成果更为关心的是，如何使以功能为导向的刑法符合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原则，以防止个体自由遭受威胁，而并不关心刑法教义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知识体系需要满足哪些形式要求和实质要求。第二，尽管劳东燕教授所提出的“刑法教义学的内部控制”初步涉及了科学性控制的某些要点，但是，一方面，它还未厘清科学性控制工作和教义学日常实践工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它还未对对科学性控制发挥作用的具体机理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

2.刑法教义学的层次划分

能够对自身的研究活动进行经常且系统的观测和反思，这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因为从科学发展的规律来看，在科学系统内部，人们总是先围绕着各种具体对象展开具体研究，随后，科学系统内部才逐渐分化出一种子系统，子系统所研究的不再是外在于科学的各种具体对象，而是科学研究本身。这种研究被称作科学方法论研究，或者被称作科学哲学研究、科学理论研究。近年来，在各部门法教义学获得空前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法学界逐渐开始探索建立一种介于法哲学与法教义学之间的能够对法教义学进行方法论指导的科学理论。例如，法理学者雷磊教授提出，应当重视和深化法理论的研究。法理论是一门从内部观察者的视角出发，致力于通过研究基本法律概念来实现法律知识的一般化与体系化的、关于实在法的规范学科。除了为部门法教义学提供通用语言和规范论基础，对进入部门法学的外部知识进行过滤和筛选之外，法理论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即“对部门法学的学说和命题，甚至对习以为常、被广泛接受的通说进行审视和检验，看其是否符合科学的标准”。具体到刑法领域，陈兴良教授较早地提出，对刑法理论需要进行一定的层次划分，并主张刑法学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刑法哲学，即对刑法的价值内容进行形而上探究的刑法知识；二是刑法法理学，即以刑法法理为本位，对刑法原理进行体系性叙述的刑法知识；三是规范刑法学，即以刑法条文为中心，对刑法规范内容进行解释的刑法知识。如果将刑法法理学定位为一种立基于注释刑法学之上且超越了具体法条和具体问题的知识层次，那么，它必然具有科学理论的性质。陈兴良教授起初曾将规范刑法学等同于刑法教义学，但最近又提出，由于刑法教义学除了注释性之外，其本身就具有超越刑法条文而进行体系建构的特征，所以“在刑法教义学之外似乎没有刑法法理学存在的余地。或者换言之，刑法教义学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刑法法理学”。

借鉴上述学者关于学科分层的开拓性思考，笔者认为：

首先，科学性检验机能的独立化是现代社会背景下刑法教义学的内在要求。当社会现实愈加复杂，疑难问题的数量与日俱增时，处在司法一线的刑法教义学所肩负的有效应对现实问题的任务愈加繁重。刑法教义学往往既难以跳出具体问题的包围，又无暇从整体上兼顾理论体系科学性的要求。因此，与其让刑法教义学捉襟见肘地两头“兼职”，不如对其进行职权划分，即在具体教义学知识的生产机制之外，还应当设有相对独立的外部监管机制与批判机制。这种外部机制由于和司法实践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所以，它既能够以较为超脱的姿态对刑法教义学作出更加根本、长远和全局性的思考，也能够从方法论的高度对自下而上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进行跟踪和检测。一旦发现知识体系与科学标准存在冲突，这种外部机制就警示刑法理论应当进行反思、修正，甚至在必要时应被着手重构。

其次，对科学性检验层应当采取“内置型”的建构思路。在确定有必要建立相对独立的批判机制之后，我们还需要考虑其定位问题，即究竟应该将批判机制置于刑法教义学之内，还是置于刑法教义学之外？尽管刑法教义学具有极强的应用导向，但其内部存在着设立科学性检验层的空间。这是由法教义学中的“教义”的双重意义所决定的。当代法哲学认为，法教义学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任务，一是从事具体的法律解释，二是建立科学的知识体系。虽然法教义学在历史上深受神学的影响，但现代法学理论普遍认为，在法教义学研究活动中，被奉为权威的所谓“教义”不仅包括国家颁布的实在法律规范，而且包括居于实在法背后的、即便是立法者也不可随意违背的基本法律原则和原理。正是这后一种意义上的“教义”既决定了法教义学并非单纯为权力机关背书的仆从，而是具有科学的特质，又决定了法教义学不仅能为司法实务者提供法律解释的方案，而且还具备了批判立法的功能。

最后，具体来说，刑法教义学可以被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直接面向实践的刑法教义学。其任务是，以《刑法》为依据，借助各种解释方法对司法实务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恰当的学说。在此过程中，随着同类型案件的持续积累，刑法教义学还会对由此类案件形成的知识进行一定的分类和抽象化处理。一方面，刑法教义学以理论的形式对判案经验进行提炼和归纳；另一方面，它有助于使庞杂的案件解决方案以既易于理解又便于调取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但是，刑法教义学在第一个层次上所进行的体系化工作主要是以实用为导向，至多只能偶然和零碎地触及事物本质及其内在关联。第二个层次是从事科学性检验和体系性反思工作的刑法教义学。在这一层次，我们需要站在科学方法的角度，对第一个层次的刑法教义学所产出的教义学知识展开批判性考察。

（三）路径：科学性检验层的初步建构

自下而上的思路之所以存在着导致教义学理论堆砌化和碎片化的危险，是因为人们在从事理论建构时，只是从满足实践需求的角度出发，强调对不同的事物应当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却往往缺乏从整体上对判断标准的增加作出深层次的论证。因此，科学性检验层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教义学理论的建构追加“论证责任”，即当刑法教义学发现过往的理论标准A无法解决新问题时，会本能地在标准A之外另行提出新的标准B。随着新问题的增多，逐渐形成了“A+B+C+……”式的体系构造。作为单纯的实践应用对策，这种体系构造状态本无可厚非，可是，“刑法教义学之所以具有科学性，不仅因为它的运行过程符合理性，而且因为它能够把握住跨越不同知识点的体系性关联”。所以，一旦进入科学性检验层，刑法教义学就不能只满足于这种对标准进行简单罗列的知识状态，而需要进一步论证以下问题：如果在标准A之外还要增添B、C等标准，那么，B、C等新增的标准是否和标准A具有内在关联，从而使这多样的教义学知识能够统一在一个框架或者范畴之内？假如刑法教义学发现A、B、C等标准之间由某种纽带贯通连接着，那么，就应当根据这种联系对标准重新进行归纳整合，使标准形成统一的知识整体。反之，不同的标准之间一旦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就说明当前的知识状态内部存在着某种断裂或者错误，要么是原先被确立的理论基础已经不合时宜，要么是从实践中发展出的新标准有偏差。这时，刑法理论应当对相关的范畴作根本性反思。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正是因为科学性检验层对“论证责任”的坚守，所以，教义学生产的知识产品才能被一次次“返厂重做”，体系才能在反思中逐步接近事物的根本，从原先流于表面的、纯粹服务于实践操作或个案解析的体系渐渐发展为科学的体系。具体来说，科学性检验层的监测内容主要是，价值基础是否具有一致性，形式逻辑是否具有融贯性，事实结构是否具有符合性。

1.价值基础一致性测试

该测试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刑法理论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若干得到公认的基本原则，它们反映了现代法治社会在犯罪与刑罚问题上的价值共识。因此，根据实践需要发展出来的新标准应当与原有标准在价值基础上保持一致。第二，不同于犯罪学或者社会学，刑法教义学眼中的“犯罪”乃法律上的需罚性要件和当罚性要件的总和，所以，对犯罪论内容的设计与安排必须与刑罚的正当性根据相契合。

以错误论为例，人们都承认，客观的构成要件事实是犯罪故意的认识对象。若行为人对构成要件事实缺乏认识，则只能排除故意（标准1）。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行为人对正当防卫等正当性事由的前提事实或者行为的违法性发生了错误认识，那么，是否影响故意的成立呢？当前，在学界居于主流地位的限制责任说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以下解决方案：首先，对于假想防卫等情形，我们应当类比适用对构成要件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否定故意的成立（标准2）。其次，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具有排除故意的效力。在肯定故意成立的前提下，我们只能根据避免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可能性来认定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否阻却责任（标准3）。此外，持限制责任说的部分学者还对违法性认识错误的情形作出了进一步区分：其一，就自然犯而言，由于构成要件事实与违法性评价之间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故对于自然犯的归责，司法机关可以一概适用责任说（标准3a）。其二，就大量的法定犯来说，由于刑法对构成要件事实的描述与法价值判断之间的联系过于微弱，仅凭刑法尚不足以为推断行为的法律属性提供完整的依据，因此，只有结合相关的行政法规范，才能使人们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在此情况下，应当承认违法性认识错误足以排除故意的成立（标准3b）。于是，在错误论领域中，大体上形成了“标准1+标准2+标准3（标准3a+标准3b）”的知识状态。接下来，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思路，分步骤进行检验：

第一，标准3是否符合责任原则？责任原则是刑法领域内的一项旨在保障人的尊严不受侵犯的基本原则，它不仅要求犯罪的成立必须以行为人具有可谴责性为前提，而且要求行为人所受的处罚应当与他的非难可能性相适应。按照标准1和标准2，行为人在对不法要素缺乏现实认识的情况下，其行为无法成立故意这一最高级别的责任形式。即便行为人对不法要素具有认识的可能性，其行为至多也只能成立过失这一较低级别的责任形式。也就是说，对行为人的处罚若要满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就应当将行为人已经认识到不法要素的情形和行为人只具有认识不法要素的可能性的情形区别开来，使二者分属于不同的谴责层级。作为法律评价基础的构成要件事实与作为法律评价结论的违法性原本都属于不法行为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所以，二者理应受到责任原则同等程度的约束。然而，根据标准3，行为人对行为违法性这一不法要素缺少正确认识，并不影响故意的成立。标准3把对不法要素仅具有认识可能性的行为人和对不法要素已有现实认识的行为人放在了同一层级的责任非难之下，导致原本只能被作为过失犯来处罚的行为人被升格评价为故意犯，这与责任原则所要求的罪责刑相适应背道而驰。

第二，标准3违反了责任原则，这是否存在正当性根据？通说认为，之所以在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场合要对责任原则进行一定的软化，是因为许多过失侵害法益的行为并没有被纳入犯罪圈。我们应当避免大面积出现行为人因缺少违法性认识而直接被宣判无罪的现象，否则，行为规范的普遍效力就会遭到削弱。可是，既然责任原则具有宪法上的依据，即确立责任原则本就是为了从保护基本权利出发为国家的预防性刑事政策划定界限，那么，刑法教义学就不能再以追求犯罪预防的效果为名，反过来限制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由此可见，标准3难以通过价值基础一致性的审核。

第三，如何重新整合错误论的法教义学知识？既然标准3难以成立，那么，为了彻底贯彻责任原则，我们只能认为违法性认识错误同样具有排除故意的效力。这样一来，标准1、标准2和标准3就在结论上实现了统一。接下来，我们需要将思考推向更深层次。首先，既然对构成要件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准则与对正当性事由的前提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准则完全相同，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考虑直接对二者作出同样的处理，从而使得刑法理论无需在容许构成要件错误的问题处理上，再像以往的通说那样耗费大量的精力?进一步引申，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历来将构成要件事实和违法阻却事由分为两个部分，但是，借助教学法体系和科学体系的二元视角来看，这种区分固然具有便于实践操作的意义，但未必具有科学上的必然性。其次，违法性认识错误和构成要件事实认识错误在法律效果上的同一化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通行的故意论。我们从以上围绕责任原则所展开的分析可以看出，行为人是否完整地认识到构成要件事实和其是否对行为的违法性作出了正确评估，二者对于判断行为人主观上的可谴责性及其程度具有同等意义。因此，行为的违法性似乎应当同样被纳入故意认识的对象范围。

2.形式逻辑融贯性测试

既然科学体系在内部应当保持逻辑上的融贯性，那么，科学性检验层就需要考察人们在推导新标准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背形式逻辑之处。以客观归责理论中的特别认知问题为例，鉴于目的行为论的兴起一度使得主观要素在不法判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故现代客观归责理论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设想:应当使不法判断的重心回归到客观的方面，即我们在作出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判断和责任判断之前，就需要对行为是否创造并且实现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这一问题作出回答。据此，危险判断的基础性资料应当是一般理性人在行为当时认识到的事实（标准1）。但是，人们很快便发现，当行为人对危险事实具有超越一般人认知水平的特别认知时，假如我们未将这种特别认知纳入到危险判断的资料当中，那么，根据标准1，就只能认定行为并未制造出任何法所禁止的风险。这样的结论无异于放纵犯罪。于是，客观归责论者只好又添加另一套准则，即在行为人具有特别认知的情况下，应当例外地以行为人本人认识到的事实，而不再以一般人认识到的事实作为危险判断的基础（标准2）。

标准1和标准2之间的逻辑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原本被确定的“客观”归责理论如何能与“特别认知”这一行为人的主观性要素相兼容呢?对此问题，客观归责论者有义务给出论证。可是，客观归责论者在数十年间提出的各种辩解都无法消弭标准1和标准2在形式逻辑上的矛盾。这是因为，客观归责理论从一开始就明明白白地宣称，作为其突出优势的“客观性”是指，客观归责的判断能够与行为人的个人能力和主观认知水平相脱钩。立基于此，我们在检验客观归责理论的逻辑是否具有融贯性时，只能严格以这种意义上的“客观性”，而不能以别的(如结论上的)“客观性”作为衡量的基准。只要在确定危险判断的资料时考虑了行为人基于超常能力所获得的认知，客观归责理论关于“客观性”的理论预设就必然会被打破。既然现有“标准1标准2”的知识状态未能通过形式逻辑融贯性的检验，那就说明客观归责理论最初的理论预设可能存在问题。我们若要在客观归责理论契合实践需要的同时彻底消除逻辑冲突，则不能仅满足于局部微调，而是需要从客观归责理论的根基上“动大手术”。这涉及更加本源性的问题，即当人们期待客观归责理论能够实现一般预防的刑事政策目标时，客观归责理论还能否断然不顾行为人个人的特别认知能力?一个以划定行为规范的禁止范围为己任的归责判断是否从一开始就只能是一个主客观要素相统一的范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客观归责理论被誉为二战结束后德国刑法学所取得的最为耀眼的理论成果之一，但几经发展之后，该理论就如同“一只长着无数触须的巨大章鱼”，成为一个内容极为混杂的超级范畴。有学者认为，客观归责理论只是将各种毫无关联且完全不同的教义学问题悉数堆积于客观归责的概念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