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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从2007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习至今，接触并学习刑法已经有近15年。回顾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最大的感触是求学、为学，都是一个修心的过程。相比起大部分年轻学者，我的科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我是中间“拐了个弯”才真正走向学术的。大致来讲，整个求学之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11年到2017年，我拜入冯军教授门下攻读刑法学硕士、博士；第二个阶段是从2017年到2018年，我在博士毕业后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书，并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代了一个学期的刑法课；第三个阶段是2018年到2020年，我拜入黎宏教授门下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博士毕业后，我选择了“躺平”，准备在广外一边教书一边兼职律师，远离学术圈，但一些机缘让我决定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前往清华从事两年博士后工作。整个过程虽然算不上“跌宕起伏”，但在当时的情境下经历了情绪上的大起大落，这让我深刻地感觉到，求学、科研的过程就是修心的过程，心态的自我调整、自我认知的不断深化是做好科研的关键。

从2007年到2017年，我在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完成了本、硕、博的学业，并在硕士、博士期间一路保送，没有经历过考研、考博的残酷历练，整个过程可谓相当的“一帆风顺”。在此期间，我非常幸运地拜入恩师冯军教授门下，跟随老师学习刑法。冯老师不仅是一名治学严谨、学贯德日、理论功底颇为深厚且极富人格魅力的刑法学者，更是一位心思细腻、品格高洁、待人温和的谦谦君子。在人大读书期间，我不是一个特别勤勉、刻苦的学生，性格也比较跳脱，甚至在学习上有些不求甚解、浅尝辄止。冯老师作为一名刑法学大家极具“匠人”精神，但对于我性格上的种种不足，老师给予了太多的溺爱和包容。在学业上，冯老师不仅倾囊相授，而且为我提供了大量求学上的资源与便利。2015年到2017年，我获得安田奖学金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两年，从奖学金的申请到联系日本的学校、导师，冯老师都是亲力亲为，默默地帮我完成，我基本上就是在申请书上签了个字即前往早大。

事实上，在2015年初，我已经考虑毕业后以律师为主业，几乎想放弃学术这条道路，并将这一决定告诉了老师。老师虽然接受了我的“不思进取”，但仍然在竭尽所能为我提供更好的求学条件。在人大的10年间，对于母校、对于冯老师，我内心颇为惭愧和内疚。一方面，由于没有经过考研的磨炼，一切来得太容易，故我对于走学术科研这条路，内心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面对投稿屡屡被拒，心中难免很是失落，对于未来的学术前景产生自我怀疑。另一方面，对于冯老师的谆谆教诲，我也未能真正“消化吸收”，很多时候都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想法，这导致自己主观上自我感觉良好，但客观上学术水平原地踏步，没有太多提升。现在想来，当时我因心态的失衡，既没有对于能够顺畅获得硕士、博士求学机会足够珍惜，也缺乏在学术界拼搏奋斗的勇气，选择“躺平”更多是一种逃避吧。

2017年7月，我博士毕业后入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并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代了一个学期的刑法总论课。学生们的勤奋、聪慧让我获得了很大满足感，至今我仍然与很多学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份情谊弥足珍贵。但与此同时，我也越来越觉得心有不甘。在真的准备远离学术圈后，我逐渐认识到自己是真地热爱刑法这门学科，当时自己口口声声说要做律师也不过是一种情绪宣泄。可问题是，“出京容易回京难”，当你离开北京之后，想再重新回到学术圈，几乎是不可能的。此时，一个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2017年11月，付立庆老师与付玉明老师来广州开会，晚上我与老师吃饭的时候，倾诉自己的困惑。付立庆老师告诉我，如果想回京，只有去做博士后这一条路，当时在各个招收博士后的高校中，清华大学的待遇和平台是比较好的；付玉明老师建议我报考黎宏教授的博士后，他与黎宏老师接触较多，知道黎宏老师在培养学生上非常尽心尽力，我在黎老师门下更容易在学术上有所突破。之后，我通过冯老师的引荐，与黎宏老师结缘。2018年7月，我收拾行囊，辞掉“事业编”，破釜沉舟，打算做最后一搏。

在回京之前，我有机会拜访了我的师兄钱叶六教授。钱师兄是黎老师培养出来的第一位博士后，博士后期间发表了包括法学研究、中国法学在内的5篇CLSCI，出站后直接被苏州大学聘为教授、博导。2018年5月，师兄来华南理工大学做讲座，我有幸见到师兄，并向师兄“取经”。师兄叮嘱我，“在博后期间要多读书，多写文章，一定要虚心接受黎老师的批评，即便黎老师的意见一时间理解不了，也要先记在心里，然后慢慢体悟。”师兄的这一番教导对我博士后阶段的为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初见黎老师，觉得老师特别地平易近人，甚至有些过于客气，但在之后的交往中，我慢慢领略了老师似火的“热情”。黎门历来有一个传统，每周必开一次读书会，读书会上大家可以报告自己的论文，如果没有论文的话，黎老师就带领我们逐字逐句研习刑法经典著作。初次上读书会时，我报告了两篇博士期间的“得意之作（发不出去的存货）”，当时自己信心满满，觉得文章颇有亮点，但等我报告完后，在场的所有人一片沉默。黎老师让大家提提意见，结果无人知声（后来才知道是文章槽点太多，第一次见面大家不好意思批评），于是老师对我的文章从问题意识到行文思路逐一进行细致的评判。当时我的大脑蒙蒙的，完全跟不上老师的思路，我们二人虽然都在说论文，但似乎不在同一时空。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沟通，老师发现我仍然没有“开窍”，气得把论文一摔，恨铁不成钢地说道“你怎么就这么笨！”说心里话，当时也有些许不服，些许委屈，总觉得自己文章也没有那么差。不过，我马上想起了钱叶六师兄的叮嘱，默默将老师的批评记在心里，然后慢慢体会。等到晚上吃饭的时候，黎老师有些“小心翼翼”地安慰我，“下午说你的话不要往心里去”，我听到老师的安慰既惊讶又感动，然后告诉老师，我回去会好好反思，然后笑称自己最大的特长就是脸皮比较厚，老师批评得越狠我越心安。在之后三个月的“磨合”里，我在博士后期间写了第一篇论文，在读书会五次报告、修改后，很快顺利发表。这个时候我回过头来看那两篇博士期间的存货，第一次深深地觉得文章确实存在着太多的不足。原来文章不能发表确实是水平不够，如果我作为期刊编辑或外审专家，这样的文章也是难以通过的。我的心态一下子平静了很多，虽然依然压力很大，但心中不再像之前那样存蓄着失望与消沉，只有当心态平和之后，学问才能一点一点地做出来。

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就在黎老师的指挥棒下一边读书一边写作。在博士后满一年之后，我开始找工作。2019年的第四个季度，是我多年以来压力最大的一个阶段。由于文章从投稿到发表的周期很长（中间还有不断的退稿），当我开始找工作时，手里已经发出来的文章非常少，对于是否能够留京，充满了不确定性。心情的低落与情绪的高压让我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办公室的桌上摆了一排药。在那段灰色的日子里，黎老师每天下午五点请我吃晚饭，然后一起去清华的东操场散步一个多小时。我会向老师倾诉自己的迷茫，感叹自己的“时运不济”，老师认真倾听，然后不断地安慰我，为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要有坚定的信念。老师反复地告诫我，“如果文章没能发表，根源一定是文章质量不过硬，一定要多自我反省；如果文章质量足够好，即便被一两本期刊拒稿，也不可能被所有法核都拒稿”。在那三个月里，老师每天的散步陪伴让我平稳了情绪，我也得以借着散步的机会及时向老师请教大量研究上碰到的困惑。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虽然是我人生的低谷，但有着老师的悉心陪伴，何尝不是一种极致的幸福。在老师每天的指导下，我逐渐在刑民交叉、财产犯罪领域里摸索出一套研究方法，学术功底与学术自信慢慢累积。

回想自己整个求学的过程，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求学的根本在于修心。不得不承认的是，最近几年论文越来越难发，作为学界底层的“青椒”们，每天打开电脑第一件事就是登陆各个投稿系统看一下稿件进度，发现被退稿又马上改投其他期刊。这种周而复始的投稿退稿非常容易导致心态的失衡，并逐渐消磨掉学术的热情。学术研究既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也要有思路上的灵光一现，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心态，过度沉浸在消极的情绪之中，则既难以静下心来梳理前人已有的观点，也无法创造性地找到新的解决方案。问题是，对于当下的年轻学者，保持好的心态谈何容易？

首先，对我个人而言，心怀感恩是求学、为学之基本。我博士期间因投稿、发表产生消沉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经历人生的“锤炼”。由于我的硕士、博士一路推免保送，所以没有觉得从事学术研究的机会有多珍贵，在潜意识里把到手的一切视为理所应当。在这种“漂浮”的心境下，但凡遇到挫折，就容易觉得是他人的问题，感叹外界的不公；心态上的脆弱致使自己面对困难时，不能迎难而上，退而寻求逃避的办法。事实上，内心的强大与成熟需要一个人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唯有心怀感恩，珍惜眼下所拥有的一切，才能在面对挫折时，保持心态的乐观与平和。与其他领域不同，学术科研不是工业流水线，更像是一门师徒相传的“手艺”，每一位入场并接受同行评议的年轻学者都是导师精心打磨的“作品”，每一件作品的背后倾注了导师巨大的心力。对在学术道路上帮助过我的各位老师心怀感恩，不仅是为人的道德底线，而且这样能够确保自己心态的积极乐观，面对外部的阻力、障碍时，至少先与自己的内心和解。

其次，即便外部环境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应当先从自身找到不足。现在回看博士期间写的论文，我明确地感到当时很多投稿文章的质量本身存在不足，期刊不发你论文归根到底还是文章质量没有达标。换句话说，只要文章水平足够好，即便一时投稿不中，最终也能遇到赏识这篇文章的人。虽然某个人对于文章的评价是主观的，但同行对于某位学者的文章水平、学术能力的整体评价相对客观。青年学者还是首先需要苦练内功，在激烈的学术竞争中找寻自己的立足之地。

最后一点，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学术同仁，相互扶持，一起打拼。学术之路往往是孤独的，需要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慢慢思索，但学术之路也是热闹的，总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与你一起努力。尤其是在遭受挫折时，年轻人之间的相互鼓劲、相互倾诉能够更快地使人从消极情绪中摆脱出来。在这一点上，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除了冯门和黎门内部深厚的同门情谊，学术生活中遇到一些“投缘”之人。在日本的两年，我经常与张梓弦聚餐，梓弦做一碗麻辣香锅，然后我俩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而梓弦极度的勤勉、刻苦给了我很大的冲击，让我警醒自己在求学之路上不得散漫。在博后的两年，当我心态出现波动时，我经常会打电话给我的大哥张小宁教授，大哥的开导、关怀总是能很快让我稳住心神，继续学术研究。学术之路，道阻且长，无论中途遇到何种波折，都要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这既是为了更好、更高效地从事理论研究，也是对自己、对师长、对家庭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