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权推荐SHANGQUAN RECOMMENDATION

 时常有人问我，如果说有机会从头再来，再读一次研究生的话，你会如何做？我觉得在以下几个方面可能要加强：

 一是做好人生规划。刚到同志社大学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一个当时大学国内没有的部门，就是“就职部”，主要是帮助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找工作的部门，但仔细了解之后，发现其不仅仅是帮助学生找工作，实际也还帮助学生制定自己将来的人生规划。就当时的我而言，发现这个部门确实很诧异。因为，对我而言，即便当时在国内已经读到博士生了，但实际上就将来，并没有做太多的考虑，有点“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就是哪里”的感觉。实际上不仅仅是我，我的很多国内同龄人也都是这种想法，对于为什么要读硕士、博士，自己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如我当年在武大读博士的师兄弟们，在校期间学术做得非常好，但是到毕业时却都选择了走做公务员的道路；有的人走的很辛苦，中年之后，又反过头来想重走学术之路，但是已经不太可能了。这实际上是当初没有人生规划概念的表现。当然，现在国内大学也有“就职部”这样的机构了，但据我观察，这只是停留在学校层面上，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一直到30多岁时还为职业发展而纠结。我在1998年12月帮助一家日本企业到大连处理了一个投资方面的法律纠纷，他们老总非常满意，希望我毕业之后能到他们公司工作，并开出了一个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工资，让我派驻大连。在上世纪末，拿日本工资在大连生活，让人动心。但是，我最后还是没有答应。主要原因是，我觉得自己作为当年国家公派学生中唯一的法科学生，当初有承诺将来要为国家服务，而且两位恩师马先生和大谷先生为了我将来从事学术，一直在尽可能地为我提供各种方便。我决不能因为收入高而背弃对国家、对恩师的承诺，况且这个做法和同志社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良心的人” 的校训也背道而驰。

 在日本，不管是在私立还是公立大学，日本学生很早就定下了人生规划并为此而努力，并借助大学来完成这一人生规划，这是无可置疑的。在他们那里，如果是仅仅找一个工作或者说回家继承家里的产业的话，很多人大学毕业后就不再往下读了。

 但是，一旦确定读硕士研究生的话，一般来说，都是为了考公务员或者司法考试。如果准备做学者的话，就选择进入博士课程。因为进入博士课程的人基本上都是以学术为志业，说白了就是到大学教书或者到科研单位从事研究工作，极少出现博士毕业之后去做公务员或者到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就职的情况。在他们看来，这是浪费生命的表现！鲁迅有一句名言，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日本人就是这个思维。

 我国特别是我们院现在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大量的博士生毕业之后，不从事学术工作，让老师们觉得也很可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人生规划没有做好，或者一开始就是在忽悠老师。当然，如果要鼓励博士生毕业之后进到学界从事学术工作，还必须有一些措施才行。

 如建立合理的学费制度和合理的贷款制度。在日本时常听说，读博士、做学术是一件很奢侈事情。除了时间成本高——一个博士通常要读6到8年才能找到工作——之外，经济成本也很高。博士生的学费不便宜，很多是依靠国家贷款来维持学业的，而且和私立大学相反，国立大学的场合更高，因为国立大学的博士生更容易谋到教职，因此如果不是家境殷实，不指望孩子早点毕业工作帮助家里的话，很多博士生是读不下来的，也正因如此，很多学生在选择读博之前，要算一笔账，如此巨额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投入之后，是否划算。就贷款制度而言，一般来说，很多读硕士、博士的家庭都是依靠国家贷款来维持学费和生活费的。但是，如果博士毕业之后，将来从事学说研究工作的话，贷款可以减免。据说日本就是通过这种制度，鼓励博士生毕业之后到高校从事学术工作。

 二是要养成求真务实、注重细节的习惯。我在去日本之前，先在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学了10个月的日文，在掌握了基本的日语会话之后，就有一批日本教授来给我们按照日本大学里正常的教育方式授课，以让我们尽快适用马上就要开始的留学学习。其中有一门是“经济学入门”课，由东大的一名副教授教。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经济学竟然从“家计”，就是日本主妇每天将家里的收入和支出记在一个本子上开始讲起，和我们过去所学的内容和方式完全不同，算是开了眼界。

 细心的态度不仅影响我们的生活，更影响我们的学术研究。对此，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前面已经说过，我是1992年10月到日本的，不出国的话，1993年7月就要在武大博士毕业了，之前也发过几篇从刊物层次来看还不错的论文，1994年还单独署名在《中国法学》上发表过论文，应当说至少能代表当时国内博士生的较高水准了。

 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在一些做学问的细节上出了问题。1996年的时候，我的第一篇日文论文发表在《同志社法学》上，其介绍了我国当时单位犯罪的立法、司法以及理论探讨情况，引起了一些日本学者的关注。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北海道札幌的信，打开一开，原来是当地一所大学的法学教授写给我的，内容是看了我的论文，觉得对于中国的单位犯罪的情况考察得非常详细，有些资料想引用一下，但和原文核对之后，发现有两处按照所注明文献的页码查不到原文的情形。

 我大吃一惊，吃惊的不是出处弄错了，而是真有读者对文中引注逐个核对。其实，我在发表这篇论文的时候，心里是有点小小的侥幸之心的。因为，同志社的传统和特色是研究英美，法学也是如此，英美法的文献全日本最全，中国法的杂志却一本也没有。我文中所用的那些中文文献，要么是我费尽周折到附近的京都大学、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等的图书馆中查来的，要么是我写信（当时没有互联网）托国内的人帮我查的，并不很全。有些实在是难以入手的文献，我就采用了偷懒的转引方式。

 但是编辑觉得中文文献的相互转引很不合适，就让我修改，我于是将两处被转引的出处文献删了，采用了直接引用的方式，但没有核对原文，果然问题就出来了。于是，我赶紧向对方解释，并再次拜托国内的人帮我找到该文献的正确页码，并告诉了对方，但事后还是觉得对不住人特别是《同志社法学》的编辑。

 另外，还有一件颜面尽失的事情。我在撰写有关企业犯罪的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采用了中国、美国以及日本三国比较研究的方式，其中涉及相当数量的英文文献，英文文章学校图书馆都有，但英文著作，说实话，真的没怎么看。而我在提交给大谷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初稿的注释当中，还是列了一本英文专著。初稿交上去之后，大谷教授让研究同一个课题且硕士阶段就在弄英、美的企业犯罪的日本同学先看一下。几天之后，那位日本同学问我，你文稿中的那本英文书在哪里看到的？我不明就里，说在图书馆看的。他说不可能吧，因为全日本就只有一本，而这本书就在他手上。我当时是什么样的窘状，现在记不起来了，但是，这件事情却让我刻骨铭心。

 学术观点或许可以商榷，但形式上的硬伤却一抓就准、一针见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从此之后，我养成了一个对论文注释非常讲究的习惯，而且在审查别人的论文时，也紧盯形式，并且屡试不爽。实际上，我还有一个很固执的偏见，形式上有诸多硬伤的著作，在内容上能好到哪里去呢？

 我过去做咱们法学院党委书记的时候还兼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长，每年至少要参加两次博士后的活动，一次是进站考察，另一次是中期考核。考察和考核的内容，主要是看博士后入站时想研究的内容，以及入站一年后的研究进展。这是一个很好的近距离观察各个学校所培养的博士的研究水准的机会。说实话，不是太乐观：很多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水准和研究方法和我20多年前在武大时写论文的风格差不多。

 很多人在学术研究当中，基本上没有问题意识，开篇就是最近这个问题讨论得比较热闹，我也来说几句；开口闭口就是我认为如何如何，而不说这话的出处来历。本来就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或者学生，但是弄得自己就像个对某些问题必须表态的学界大佬似的；或者在论文内容上，都是些虚头巴脑的故弄悬殊，通篇难以见到非常详细具体的论证。这些实际上都是华而不实的表现。

 见过很多法学教授演讲，一上来就是我不讲具体法条，只讲基本理念和自己的观点，有似乎解释法条是雕虫小技、不屑一顾的感觉。但问题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理念和观点多如牛毛，你所说的理念和观点算是几何？而且不结合具体法条来讲，你的观点有什么意义，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呢？特别是一套很玄的理念竟然无法和我国具体法条的法律规定，变得生动具体的话，我敢肯定，不是该观念有问题，就是该学者的研究方法有问题。在这种不知道“有没有真问题、真问题为何”的老师的指导下，还能奢望培养出真正有真才实学的学生吗？好在在座诸位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正确选择，上了清华大学的法学院。

 清华是以工科见长的大学，工科的研究风格就是求真务实，绝对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或者虚头巴老，这种强大工科背景必然会对经常纸上谈兵的法学研究产生影响。所以，本院的研究，都是比较讲究实证的，以研究法条、制度、判例、案件或者司法解释为核心；即便是法理这样和现实有一定距离的学科，也是以现实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这一点，在座的各位一定要注意。

 三是还是要重视修身养性，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个诸位听起来可能有点虚，比较抽象，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还是要特别强调这一点。特别是到了一定年纪后，我越来越意识到，所谓修身养性中的“性”，以及常说的所谓使命感、责任感，实际上并不抽象，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我举个例子，你们或许就能明白。我国不少大学的校训中都有“自强”二字，如我的母校武大校训的第一个词就是“自强”，清华校训的前半是“自强不息”，厦大校训的前半也是“自强不息”，强调的都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努力向上、永不懈怠，但是，光有努力自强还不行，因为单纯强调“自强”，可能会导致内斗。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词叫“螃蟹效应”。说钓螃蟹的人都知道，竹篓中只有一只螃蟹的时候，必须盖上盖子，不然螃蟹就爬出来跑了。但竹篓里面如果有一群螃蟹，就不必担心没有盖盖子而让螃蟹爬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一群螃蟹的场合，只要其中有一只往上爬，其它螃蟹便会纷纷攀附在它的身上，结果往上爬的那只也会被拉下来，导致大家都爬不出去。如此循环往复，没有一只螃蟹能够逃出生天。人们总结说，互相牵制、跟风、内斗的属性，现在叫“内卷”，是致使螃蟹永远爬不出竹篓的直接原因。

 我们的先人们都清楚这一点，因此，在“自强”之后，都加上一句，这就是“善”和“德”的要求。如武大在“自强”之后有“弘毅”，就是要宽宏坚毅；清华在“自强不息”后面加上一个“厚德载物”，厦大在后面加上一个“至于至善”，以对“自强”加以中和。众所周知，才德全尽是圣人，才德兼亡是愚人，德胜于才是君子，才胜于德是小人。只有以“德”或者“善”来配“强”，才能克服“螃蟹效应”中谁都出不去的结局。

 那么，如何修身养性，形成使命感和责任感呢？对此我虽然没有什么经验，但却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想和大家交流。从国家层面上讲，是提倡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个大家从小学开始就耳熟能详，我今天不再重复这个话题。

 我觉得，或许能够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来实现这一点。这些年来，我读过一些清华人的回忆文章，也近距离地观察过一些了不起的人，发现这样一个特点，那些传统文化修养深厚的人，外在气质上和常人不同，身上有一种极为独特的、对国家、对民族乃至对人类自身的前途、命运“多愁善感”的气质。正是因为对国家、民族的历史有深刻了解，所以他们眼里常含着泪水。

 远的不说，就拿现在和大家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清华园里的人来说吧。大家都知道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杨教授是研究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的，但是他的国学功底应当不差。我没有亲耳听过杨先生的演讲，但听过他在电视上讲《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说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虽然我无法从专业角度对这话进行评价，但觉得他的表达方式、所使用的语言，体现了极高的中文修养。

 另外，还看过一篇杨先生的访谈，其中有一个细节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说1964年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他非常兴奋，很想知道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完全由中国制造的？因为当时美国的媒体说是两个美国人帮助中国制造的。1971年，杨先生回国访问北京时，多次与当年留美、现在为祖国服务的老同学邓稼轩见面，一直想解开心中的这个结，却不便深问。在离开北京快上飞机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问前来为他送行的邓稼先：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完全由中国制造的？邓稼先想了想说，据他了解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他说再去核实一下。第二天，在上海市领导宴请杨振宁的席间，他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专信。信是经请示了中央领导后由邓稼先亲笔写给他的。当看到信中证实中国的原子弹是由中国独立完成的时候，杨先生说他竟一时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

 杨先生当时差不多50岁了，作为一个宴席的主宾，突然地泪流满面，人们的惊讶可想而知。对此，杨先生后来曾这样解释：“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他当年在西南联大，后来在海外企盼过的强国梦，被他的同学实现了。中国人再不必有屈身向外之感了。也许这就是他“不清楚”的内心震撼。从这个细节看得出来，杨先生是个大学问家，爱国者，但更是一个感情丰沛真挚的人。

 邓稼先逝世后，杨先生说：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建议背景音乐采用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五四时代的一首歌：“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此时，我的脑海里所浮现的杨先生，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科学家，更是一个艺术家的形象。说实话，在我眼中，有这种情怀和境界的人，就是一个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

 我的这种感觉，在清华园的另一位大师，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先生身上似乎也能得到印证。他写过一篇文章，叫《我做学问的经验》。其中说，做人要讲气，做学问也要讲气，做大的学问必须要有荡激性情的种子。如何培养这种激情？这是任何一位想做大学问的人都必须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曾花了不止十年时间，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么久？因为我的感情很充沛，如果没有这种感情和激情的话，我不可能花这么多功夫去研究一个问题。做大学问必要要有激情。没有激情，没有强烈的好奇心，就不可能不断地寻找新的方向，更不可能持久。

 那么，这种激情如何获得呢？邱先生说，我从小受到父亲的教诲，喜欢背诵古诗词，也喜欢历史，因为受文学的感动很深，后来它直接影响到了我做学问的态度跟观点。就是说，学者产生激情，是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对我而言，历史上发生的每一个关键性的事件，既真实又能够激起我做学问的情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感觉，可是我有这个感觉。所以，一个学者想要产生激情，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根，有根的激情都应该建立在我们的文化历史基础之上。所以，中国的文化历史就是我的根，我研究数学的激情是从这里开始的。

 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修养深厚的人，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差的感觉，在我的恩师马克昌先生身上也能感受出来。刑法学界素有“北高南马”之说，“北高”是指中国人民大学的“人民教育家”高铭暄教授，“南马”就是武汉大学的马克昌教授。

 马先生1951年在武大法律系毕业之后，被保送至中国人民大学随苏联教授学习刑法，毕业后回武大教书，后被打成“右派”，辗转多个部门劳动改造，最终在武大图书馆做资料查询工作，这可不是一般人都能做的工作，得有百科全书般的脑袋。因此，马先生除了有法学教授的职称之外，还有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的职称。

 我真正体会到马先生在文史方面的厉害，还是两次亲身经历。1998年6月，马先生到东京访问，我和马先生的另一个弟子刘明祥教授作陪。有一位研究法国文学，但也爱好中国文学的大学校长晚上设私宴欢迎马先生。因为是初次见面，开始还有些拘谨，酒过三巡之后，校长和马先生开始聊起文学，气氛一下子就热烈起来了。那位校长大段大段地背诵法国诗歌，然后用日文说明其意思，马先生则根据该诗歌的内容和意境，向服务员要来纸和笔，以中国的古诗词进行唱和，场面热火朝天、十分热闹，弄得一旁陪侍的我和明祥教授目瞪口呆。这哪里是法学教授的马先生，分明就是文学教授的马先生！之后，在一次中日刑法交流会的结束晚宴上，马先生致答谢辞。他临时发挥，以三位在中国和日本都家喻户晓的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开头，讲了三段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三重意思，让在场的中日两国学者击节叫绝。

 我到北京工作之后，有机会陪马先生到天津一日游，在海河边上，在古玩街里，当他看到各种各样的真真假假的古董和名人故居时，童心大发，高兴得手舞足蹈，完全不像是一位70多岁的耄耋老人。让人不禁想起那句老话，真正的学者到老都是小孩，永远怀揣赤子之心。事后我想，正是马先生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成就了他的赤子之心，使在任何时候，都能坦然面对生活的各种磨难和不如意，都能对一切的新鲜事物保持好奇之心，能够不带假面地和我们这些晚辈坦诚相见，并且在52岁时从头再来（1978年，马先生重返法学讲坛时正好52周岁），成为一代刑法大家。

 在座各位都是法学研究生，将来毕业之后，绝大多数都会从事实际的法律工作，法律人和医生一样，都应当修身养性。如医生、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其掌握有合法杀人的权力，如果不注重自身修养，没有悲天怜人的情怀，那就是职业杀手。只要看看网上最近晚上热炒的中南大学附属医院的新闻，就会明白这一点。国外很多有医学院的大学，都设有神学院，让医生平日做手术，周末去教堂。

 法律人也是一样。法制史上说，清末有很多出奇制胜的讼师，笔锋锐利，一二字之间，出入人罪。例如有一人告小偷入户盗窃，诉状中写的是“从大门而入”。后来小偷买通了写状词的讼师，讼师只在“大”字添上一点，改为“从犬门而入”，最后县令对小偷以宵小即坏人论，从轻发落。还有人被马匹践踏而受伤，欲告马主人，用“马驰伤人”告状，但官府屡不受理。后请教一讼师，讼师帮其将“马驰伤人”改为“驰马伤人”，官府即受理并责令马主人赔偿医药费。颠倒一字，乾坤扭转。原因是“马驰伤人”，罪在马而不在人，而“驰马伤人”，则罪在人而不在马了。学了法律的人，在是非曲直的法律评价上，颠倒黑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不修身养性，没有一点悲天怜人的情怀的话，便和职业杀人犯没有什么两样。因此，无论工作多么辛苦、生活多么折腾，永远不要忘了我们为什么而生，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时常有人问我，如果说有机会从头再来，再读一次研究生的话，你会如何做？我觉得在以下几个方面可能要加强：

 一是做好人生规划。刚到同志社大学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一个当时大学国内没有的部门，就是“就职部”，主要是帮助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找工作的部门，但仔细了解之后，发现其不仅仅是帮助学生找工作，实际也还帮助学生制定自己将来的人生规划。就当时的我而言，发现这个部门确实很诧异。因为，对我而言，即便当时在国内已经读到博士生了，但实际上就将来，并没有做太多的考虑，有点“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就是哪里”的感觉。实际上不仅仅是我，我的很多国内同龄人也都是这种想法，对于为什么要读硕士、博士，自己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如我当年在武大读博士的师兄弟们，在校期间学术做得非常好，但是到毕业时却都选择了走做公务员的道路；有的人走的很辛苦，中年之后，又反过头来想重走学术之路，但是已经不太可能了。这实际上是当初没有人生规划概念的表现。当然，现在国内大学也有“就职部”这样的机构了，但据我观察，这只是停留在学校层面上，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一直到30多岁时还为职业发展而纠结。我在1998年12月帮助一家日本企业到大连处理了一个投资方面的法律纠纷，他们老总非常满意，希望我毕业之后能到他们公司工作，并开出了一个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工资，让我派驻大连。在上世纪末，拿日本工资在大连生活，让人动心。但是，我最后还是没有答应。主要原因是，我觉得自己作为当年国家公派学生中唯一的法科学生，当初有承诺将来要为国家服务，而且两位恩师马先生和大谷先生为了我将来从事学术，一直在尽可能地为我提供各种方便。我决不能因为收入高而背弃对国家、对恩师的承诺，况且这个做法和同志社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良心的人” 的校训也背道而驰。

 在日本，不管是在私立还是公立大学，日本学生很早就定下了人生规划并为此而努力，并借助大学来完成这一人生规划，这是无可置疑的。在他们那里，如果是仅仅找一个工作或者说回家继承家里的产业的话，很多人大学毕业后就不再往下读了。

 但是，一旦确定读硕士研究生的话，一般来说，都是为了考公务员或者司法考试。如果准备做学者的话，就选择进入博士课程。因为进入博士课程的人基本上都是以学术为志业，说白了就是到大学教书或者到科研单位从事研究工作，极少出现博士毕业之后去做公务员或者到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就职的情况。在他们看来，这是浪费生命的表现！鲁迅有一句名言，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日本人就是这个思维。

 我国特别是我们院现在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大量的博士生毕业之后，不从事学术工作，让老师们觉得也很可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人生规划没有做好，或者一开始就是在忽悠老师。当然，如果要鼓励博士生毕业之后进到学界从事学术工作，还必须有一些措施才行。

 如建立合理的学费制度和合理的贷款制度。在日本时常听说，读博士、做学术是一件很奢侈事情。除了时间成本高——一个博士通常要读6到8年才能找到工作——之外，经济成本也很高。博士生的学费不便宜，很多是依靠国家贷款来维持学业的，而且和私立大学相反，国立大学的场合更高，因为国立大学的博士生更容易谋到教职，因此如果不是家境殷实，不指望孩子早点毕业工作帮助家里的话，很多博士生是读不下来的，也正因如此，很多学生在选择读博之前，要算一笔账，如此巨额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投入之后，是否划算。就贷款制度而言，一般来说，很多读硕士、博士的家庭都是依靠国家贷款来维持学费和生活费的。但是，如果博士毕业之后，将来从事学说研究工作的话，贷款可以减免。据说日本就是通过这种制度，鼓励博士生毕业之后到高校从事学术工作。

 二是要养成求真务实、注重细节的习惯。我在去日本之前，先在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学了10个月的日文，在掌握了基本的日语会话之后，就有一批日本教授来给我们按照日本大学里正常的教育方式授课，以让我们尽快适用马上就要开始的留学学习。其中有一门是“经济学入门”课，由东大的一名副教授教。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经济学竟然从“家计”，就是日本主妇每天将家里的收入和支出记在一个本子上开始讲起，和我们过去所学的内容和方式完全不同，算是开了眼界。

 细心的态度不仅影响我们的生活，更影响我们的学术研究。对此，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前面已经说过，我是1992年10月到日本的，不出国的话，1993年7月就要在武大博士毕业了，之前也发过几篇从刊物层次来看还不错的论文，1994年还单独署名在《中国法学》上发表过论文，应当说至少能代表当时国内博士生的较高水准了。

 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在一些做学问的细节上出了问题。1996年的时候，我的第一篇日文论文发表在《同志社法学》上，其介绍了我国当时单位犯罪的立法、司法以及理论探讨情况，引起了一些日本学者的关注。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北海道札幌的信，打开一开，原来是当地一所大学的法学教授写给我的，内容是看了我的论文，觉得对于中国的单位犯罪的情况考察得非常详细，有些资料想引用一下，但和原文核对之后，发现有两处按照所注明文献的页码查不到原文的情形。

 我大吃一惊，吃惊的不是出处弄错了，而是真有读者对文中引注逐个核对。其实，我在发表这篇论文的时候，心里是有点小小的侥幸之心的。因为，同志社的传统和特色是研究英美，法学也是如此，英美法的文献全日本最全，中国法的杂志却一本也没有。我文中所用的那些中文文献，要么是我费尽周折到附近的京都大学、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等的图书馆中查来的，要么是我写信（当时没有互联网）托国内的人帮我查的，并不很全。有些实在是难以入手的文献，我就采用了偷懒的转引方式。

 但是编辑觉得中文文献的相互转引很不合适，就让我修改，我于是将两处被转引的出处文献删了，采用了直接引用的方式，但没有核对原文，果然问题就出来了。于是，我赶紧向对方解释，并再次拜托国内的人帮我找到该文献的正确页码，并告诉了对方，但事后还是觉得对不住人特别是《同志社法学》的编辑。

 另外，还有一件颜面尽失的事情。我在撰写有关企业犯罪的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采用了中国、美国以及日本三国比较研究的方式，其中涉及相当数量的英文文献，英文文章学校图书馆都有，但英文著作，说实话，真的没怎么看。而我在提交给大谷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初稿的注释当中，还是列了一本英文专著。初稿交上去之后，大谷教授让研究同一个课题且硕士阶段就在弄英、美的企业犯罪的日本同学先看一下。几天之后，那位日本同学问我，你文稿中的那本英文书在哪里看到的？我不明就里，说在图书馆看的。他说不可能吧，因为全日本就只有一本，而这本书就在他手上。我当时是什么样的窘状，现在记不起来了，但是，这件事情却让我刻骨铭心。

 学术观点或许可以商榷，但形式上的硬伤却一抓就准、一针见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从此之后，我养成了一个对论文注释非常讲究的习惯，而且在审查别人的论文时，也紧盯形式，并且屡试不爽。实际上，我还有一个很固执的偏见，形式上有诸多硬伤的著作，在内容上能好到哪里去呢？

 我过去做咱们法学院党委书记的时候还兼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长，每年至少要参加两次博士后的活动，一次是进站考察，另一次是中期考核。考察和考核的内容，主要是看博士后入站时想研究的内容，以及入站一年后的研究进展。这是一个很好的近距离观察各个学校所培养的博士的研究水准的机会。说实话，不是太乐观：很多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水准和研究方法和我20多年前在武大时写论文的风格差不多。

 很多人在学术研究当中，基本上没有问题意识，开篇就是最近这个问题讨论得比较热闹，我也来说几句；开口闭口就是我认为如何如何，而不说这话的出处来历。本来就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或者学生，但是弄得自己就像个对某些问题必须表态的学界大佬似的；或者在论文内容上，都是些虚头巴脑的故弄悬殊，通篇难以见到非常详细具体的论证。这些实际上都是华而不实的表现。

 见过很多法学教授演讲，一上来就是我不讲具体法条，只讲基本理念和自己的观点，有似乎解释法条是雕虫小技、不屑一顾的感觉。但问题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理念和观点多如牛毛，你所说的理念和观点算是几何？而且不结合具体法条来讲，你的观点有什么意义，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呢？特别是一套很玄的理念竟然无法和我国具体法条的法律规定，变得生动具体的话，我敢肯定，不是该观念有问题，就是该学者的研究方法有问题。在这种不知道“有没有真问题、真问题为何”的老师的指导下，还能奢望培养出真正有真才实学的学生吗？好在在座诸位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正确选择，上了清华大学的法学院。

 清华是以工科见长的大学，工科的研究风格就是求真务实，绝对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或者虚头巴老，这种强大工科背景必然会对经常纸上谈兵的法学研究产生影响。所以，本院的研究，都是比较讲究实证的，以研究法条、制度、判例、案件或者司法解释为核心；即便是法理这样和现实有一定距离的学科，也是以现实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这一点，在座的各位一定要注意。

 三是还是要重视修身养性，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个诸位听起来可能有点虚，比较抽象，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还是要特别强调这一点。特别是到了一定年纪后，我越来越意识到，所谓修身养性中的“性”，以及常说的所谓使命感、责任感，实际上并不抽象，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我举个例子，你们或许就能明白。我国不少大学的校训中都有“自强”二字，如我的母校武大校训的第一个词就是“自强”，清华校训的前半是“自强不息”，厦大校训的前半也是“自强不息”，强调的都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努力向上、永不懈怠，但是，光有努力自强还不行，因为单纯强调“自强”，可能会导致内斗。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词叫“螃蟹效应”。说钓螃蟹的人都知道，竹篓中只有一只螃蟹的时候，必须盖上盖子，不然螃蟹就爬出来跑了。但竹篓里面如果有一群螃蟹，就不必担心没有盖盖子而让螃蟹爬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一群螃蟹的场合，只要其中有一只往上爬，其它螃蟹便会纷纷攀附在它的身上，结果往上爬的那只也会被拉下来，导致大家都爬不出去。如此循环往复，没有一只螃蟹能够逃出生天。人们总结说，互相牵制、跟风、内斗的属性，现在叫“内卷”，是致使螃蟹永远爬不出竹篓的直接原因。

 我们的先人们都清楚这一点，因此，在“自强”之后，都加上一句，这就是“善”和“德”的要求。如武大在“自强”之后有“弘毅”，就是要宽宏坚毅；清华在“自强不息”后面加上一个“厚德载物”，厦大在后面加上一个“至于至善”，以对“自强”加以中和。众所周知，才德全尽是圣人，才德兼亡是愚人，德胜于才是君子，才胜于德是小人。只有以“德”或者“善”来配“强”，才能克服“螃蟹效应”中谁都出不去的结局。

 那么，如何修身养性，形成使命感和责任感呢？对此我虽然没有什么经验，但却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想和大家交流。从国家层面上讲，是提倡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个大家从小学开始就耳熟能详，我今天不再重复这个话题。

 我觉得，或许能够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来实现这一点。这些年来，我读过一些清华人的回忆文章，也近距离地观察过一些了不起的人，发现这样一个特点，那些传统文化修养深厚的人，外在气质上和常人不同，身上有一种极为独特的、对国家、对民族乃至对人类自身的前途、命运“多愁善感”的气质。正是因为对国家、民族的历史有深刻了解，所以他们眼里常含着泪水。

 远的不说，就拿现在和大家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清华园里的人来说吧。大家都知道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杨教授是研究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的，但是他的国学功底应当不差。我没有亲耳听过杨先生的演讲，但听过他在电视上讲《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说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虽然我无法从专业角度对这话进行评价，但觉得他的表达方式、所使用的语言，体现了极高的中文修养。

 另外，还看过一篇杨先生的访谈，其中有一个细节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说1964年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他非常兴奋，很想知道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完全由中国制造的？因为当时美国的媒体说是两个美国人帮助中国制造的。1971年，杨先生回国访问北京时，多次与当年留美、现在为祖国服务的老同学邓稼轩见面，一直想解开心中的这个结，却不便深问。在离开北京快上飞机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问前来为他送行的邓稼先：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完全由中国制造的？邓稼先想了想说，据他了解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他说再去核实一下。第二天，在上海市领导宴请杨振宁的席间，他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专信。信是经请示了中央领导后由邓稼先亲笔写给他的。当看到信中证实中国的原子弹是由中国独立完成的时候，杨先生说他竟一时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

 杨先生当时差不多50岁了，作为一个宴席的主宾，突然地泪流满面，人们的惊讶可想而知。对此，杨先生后来曾这样解释：“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他当年在西南联大，后来在海外企盼过的强国梦，被他的同学实现了。中国人再不必有屈身向外之感了。也许这就是他“不清楚”的内心震撼。从这个细节看得出来，杨先生是个大学问家，爱国者，但更是一个感情丰沛真挚的人。

 邓稼先逝世后，杨先生说：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建议背景音乐采用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五四时代的一首歌：“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此时，我的脑海里所浮现的杨先生，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科学家，更是一个艺术家的形象。说实话，在我眼中，有这种情怀和境界的人，就是一个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

 我的这种感觉，在清华园的另一位大师，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先生身上似乎也能得到印证。他写过一篇文章，叫《我做学问的经验》。其中说，做人要讲气，做学问也要讲气，做大的学问必须要有荡激性情的种子。如何培养这种激情？这是任何一位想做大学问的人都必须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曾花了不止十年时间，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么久？因为我的感情很充沛，如果没有这种感情和激情的话，我不可能花这么多功夫去研究一个问题。做大学问必要要有激情。没有激情，没有强烈的好奇心，就不可能不断地寻找新的方向，更不可能持久。

 那么，这种激情如何获得呢？邱先生说，我从小受到父亲的教诲，喜欢背诵古诗词，也喜欢历史，因为受文学的感动很深，后来它直接影响到了我做学问的态度跟观点。就是说，学者产生激情，是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对我而言，历史上发生的每一个关键性的事件，既真实又能够激起我做学问的情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感觉，可是我有这个感觉。所以，一个学者想要产生激情，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根，有根的激情都应该建立在我们的文化历史基础之上。所以，中国的文化历史就是我的根，我研究数学的激情是从这里开始的。

 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修养深厚的人，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差的感觉，在我的恩师马克昌先生身上也能感受出来。刑法学界素有“北高南马”之说，“北高”是指中国人民大学的“人民教育家”高铭暄教授，“南马”就是武汉大学的马克昌教授。

 马先生1951年在武大法律系毕业之后，被保送至中国人民大学随苏联教授学习刑法，毕业后回武大教书，后被打成“右派”，辗转多个部门劳动改造，最终在武大图书馆做资料查询工作，这可不是一般人都能做的工作，得有百科全书般的脑袋。因此，马先生除了有法学教授的职称之外，还有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的职称。

 我真正体会到马先生在文史方面的厉害，还是两次亲身经历。1998年6月，马先生到东京访问，我和马先生的另一个弟子刘明祥教授作陪。有一位研究法国文学，但也爱好中国文学的大学校长晚上设私宴欢迎马先生。因为是初次见面，开始还有些拘谨，酒过三巡之后，校长和马先生开始聊起文学，气氛一下子就热烈起来了。那位校长大段大段地背诵法国诗歌，然后用日文说明其意思，马先生则根据该诗歌的内容和意境，向服务员要来纸和笔，以中国的古诗词进行唱和，场面热火朝天、十分热闹，弄得一旁陪侍的我和明祥教授目瞪口呆。这哪里是法学教授的马先生，分明就是文学教授的马先生！之后，在一次中日刑法交流会的结束晚宴上，马先生致答谢辞。他临时发挥，以三位在中国和日本都家喻户晓的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开头，讲了三段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三重意思，让在场的中日两国学者击节叫绝。

 我到北京工作之后，有机会陪马先生到天津一日游，在海河边上，在古玩街里，当他看到各种各样的真真假假的古董和名人故居时，童心大发，高兴得手舞足蹈，完全不像是一位70多岁的耄耋老人。让人不禁想起那句老话，真正的学者到老都是小孩，永远怀揣赤子之心。事后我想，正是马先生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成就了他的赤子之心，使在任何时候，都能坦然面对生活的各种磨难和不如意，都能对一切的新鲜事物保持好奇之心，能够不带假面地和我们这些晚辈坦诚相见，并且在52岁时从头再来（1978年，马先生重返法学讲坛时正好52周岁），成为一代刑法大家。

 在座各位都是法学研究生，将来毕业之后，绝大多数都会从事实际的法律工作，法律人和医生一样，都应当修身养性。如医生、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其掌握有合法杀人的权力，如果不注重自身修养，没有悲天怜人的情怀，那就是职业杀手。只要看看网上最近晚上热炒的中南大学附属医院的新闻，就会明白这一点。国外很多有医学院的大学，都设有神学院，让医生平日做手术，周末去教堂。

 法律人也是一样。法制史上说，清末有很多出奇制胜的讼师，笔锋锐利，一二字之间，出入人罪。例如有一人告小偷入户盗窃，诉状中写的是“从大门而入”。后来小偷买通了写状词的讼师，讼师只在“大”字添上一点，改为“从犬门而入”，最后县令对小偷以宵小即坏人论，从轻发落。还有人被马匹践踏而受伤，欲告马主人，用“马驰伤人”告状，但官府屡不受理。后请教一讼师，讼师帮其将“马驰伤人”改为“驰马伤人”，官府即受理并责令马主人赔偿医药费。颠倒一字，乾坤扭转。原因是“马驰伤人”，罪在马而不在人，而“驰马伤人”，则罪在人而不在马了。学了法律的人，在是非曲直的法律评价上，颠倒黑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不修身养性，没有一点悲天怜人的情怀的话，便和职业杀人犯没有什么两样。因此，无论工作多么辛苦、生活多么折腾，永远不要忘了我们为什么而生，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