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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近年来律师会见权利受限的种种情形

监察委留置期间不允许会见的情形暂且不谈，除此之外刑辩律师会见还经常受到以下种种限制，仿佛西天取经层层阻隔，能顺利会见就像中彩票般幸运。

(一) 以接到办案单位通知为由，未经其许可不允许律师会见

尽管这种行为明显违反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但由于看守所隶属公安系统管理，看守所往往会听从办案单位的指示，要求律师经办案单位许可才可会见。

(二) 以同时涉嫌职务犯罪监委正在调查为由限制律师会见

看守所不是留置场所，犯罪嫌疑人羁押在看守所，说明监察委未对其采取留置措施。根据《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同时涉嫌职务犯罪和公安等机关管辖的犯罪，应当由监察机关和其他机关分别依职权立案。即便同时涉嫌职务犯罪，但此时也仍在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刑事侦查程序并未中止、中断，在此情况下不能排除适用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监察机关无权限制或禁止律师会见。

(三) 以未提前预约为由限制律师会见

许多看守所开通网上、电话预约的通道，初衷是为律师会见提供便利，但现在不少地方已逐渐异化成一种限制律师会见的方式。刑事案件程序复杂、瞬息万变，很多情况下律师需紧急和当事人会见，根本来不及提前安排。尽管两高三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明确规定“不得以未预约会见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但不少地方仍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如果没抢到会见号一律不允许律师会见。更心累的是，很多地方偌大个看守所，羁押人数多达数百甚至数千人，一天只有几个会见号，连续抢一两个星期都抢不到一个号，抢号比春运抢票难上N倍。如果新技术措施带来的是更多的限制而不是便利，这说明它已违背了初衷，已经异化，甚至违法！这样的“便利”，我们宁可不需要。

(四) 以会见手续不符合要求限制律师会见

尽管《刑事诉讼法》规定非常明确，律师仅需持执业证、介绍信、委托书（三证）即可会见，但各地看守所对律师委托手续仍常常会提出各自独特的要求。比如必须提供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委托手续上必须要有律所盖章或者律所负责人签字、介绍信必须为会见当天或前一天出具等等理由，有的理由相当苛刻，甚至违背常情常理和常识。

(五) 以更换律师过于频繁、会见次数过于频繁为由限制律师会见

《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最多可同时委托两名律师，但也赋予了犯罪嫌疑人随时变更律师的权利，看守所不能因为办理变更手续繁琐而限制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而关于会见次数方面，《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更是没有任何限制，一些重大复杂的案件，可能需经数十次会见才能完成了解事实、核对证据、开庭辅导等多项必备工作。

这两种限制律师会见的理由，既充分显示了相关人员的傲慢，也充分显示了他们对法律的漠视。

(六) 以在临时场所隔离或者不符合防疫要求限制律师会见

尽管我们理解看守所作为监管场所面临的巨大疫情防控压力，但这几年来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的防疫要求让我们眼花缭乱，常常把我们打得措手不及。比如说犯罪嫌疑人在临时场所隔离，没有办法安排律师会见，必须等隔离结束才能会见的；有让自行携带手套、鞋套、护目镜、防护服的；有让律所出具健康证明并盖章、让负责人签字的；有要求去医院打印纸质核酸检测报告并盖医院公章，再到律所盖章、找负责人签字的；有要求提供血清检测报告、几天几检中间间隔时间还必须精准踩点的；有要求核酸报告、健康码、行程码必须打印的；有要求必须要当地核酸检测记录的；还有要求签署防疫期间律师会见律所审查意见书，并盖公章、负责人签字的……关键是，同一地不同看守所的防疫要求还可能不一样，稍不留神可能就会被拒之门外。

写到这里，让人仿佛觉得是不是又回到了2012年之前，凭三证即可会见的法律规定已经被有些人忘到九霄云外！

(七) 限制律师会见的其他情形

好不容易冲过上述层层阻碍，你以为就能顺利会见了吗？并没有，你还可能遇到以下情形：

（1）办案机关正在提审、设备故障、内部仓室调整，当天不能会见。

（2）五六平米大的地方挤着七八间会见室，监所里嫌疑人同样一个小房间里挤着七八个人，两边环境都非常嘈杂，即便带着耳机嘶吼，也难以听清。

（3）提人时间过长，原本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会见时间扣去提人的时间，匆匆就结束了。

二、律师会见难问题回潮的原因

会见难的问题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回潮的呢？据笔者观察，大约是从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开展后逐渐开始的，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更是明显。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后，办理涉黑案件成为各地司法机关的一项政治任务，各地涉黑案件数量激增，且涉黑案件侦查阶段限制律师会见的情况开始陆续频发；2018年3月，《监察法》出台后，监察委直接办理的贪污贿赂犯罪、公职人员涉嫌滥用职权犯罪等类型的案件，在对被调查人员采取留置措施期间不允许律师会见；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各地看守所以防疫为名对律师会见的种种限制层出不穷……

在上述问题层层叠加之下，律师会见越来越难，逐渐又呈现出回潮的趋势，且近年来，保障律师各项权利的文件出台得越来越少，原先出台的各项规定也越来越少被办案部门提及，仿佛早已束之高阁、不复存在，保障律师会见等各项合法权利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

然而我们不应遗忘的是，上述种种限制律师会见的情形，很多是不合法、不合理的。除刑诉法外，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多个规定也再三强调，律师的依法会见权不容剥夺，这些规定都明确：

1.律师持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要求会见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

2.不得以未收到办案机关通知为由拒绝安排律师会见；

3.不得以未预约会见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

4.看守所应当保障律师履行辩护职责需要的时间和次数，不得进行限制。

法律不应当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而是需要切切实实、脚踏实地贯彻落实的，如果相关规定得不到执行，制定得再完美也没有意义，犹如一张“盖了印章且正在生效”的废纸。如果长时间地漠视法律，践踏权利，受损害的不仅仅是法律和权利本身，可能受伤最重的是来之不易的法治理念和法治建设！这种危害相当深远，相当可怕！

三、争取会见的有效途径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律师的法定职责，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权利多是靠斗争而来。捍卫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应当从争取会见开始，当我们的会见权受到侵害时，可以尝试通过以下途径来争取：

1.当看守所值班民警以各种不合理的理由限制律师会见时，可明确告知其看守所不能限制律师会见的相关法律依据；若值班民警表示其系执行上级安排，无权改变，可争取面见看守所领导，与看守所领导当面沟通反映。通常领导站位更高，更容易理解依法办事的重要性，可能会协助我们与其他部门沟通、协调。

2.如果看守所明确告知是侦查机关要求律师经过许可才可会见，可前往案件侦查机关，与承办警官当面沟通，出示相关法律依据，明确告知侦查机关无权限制律师会见，要求予以安排会见。若承办警官仍然拒绝律师会见，则提交书面的反映材料，并要求其放入案件卷宗中，并告知其如不放入卷宗，我们可能会向上级机关、检察机关等有权机关反映。侦查机关当然知道限制律师会见的行为是违法的，且检察机关有监督职能，纸质材料若记录他们的违法行为后续影响难以估量，他们很有可能有所顾忌而知难而退。

3.向看守所驻所检察官反映。驻所检察部门是检察院设立在看守所的监督机构，保障律师会见权利是其职能之一，我们可以要求其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纠正违法行为。

4.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案件承办检察官和控申部门反映。案件承办检察官有依法办案的职责，如果律师的会见权利受到限制，取证程序的合法性、案件办理的公正性等都可能会遭受质疑，所以其有权力、也有义务协助解决律师会见问题。此外，控申部门也有保障律师会见的职责，我们也可同时向其反映。需要注意的是，反映问题一定要提交书面的材料，留下痕迹。

5.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控申部门反映。同级检察院虽也有义务保障律师会见权利，但其毕竟与办案机关平级，基于各种因素，在监督的力度和效果上可能有所欠缺，如果问题还是不能得到解决，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我们也可向上一级检察院控申部门反映。除了提交纸质的函件外，我们还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中国检察网“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专区” 提交反映材料（https://www.12309.gov.cn/），以及拨打“12309”检察院热线反映情况。

6.在省级、市级公安机关的“厅长信箱”“局长信箱”反映。现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均要求对于“厅长信箱”“局长信箱”的每一封来信必须及时回复处理，我们应利用好这个平台，反映看守所、公安机关违法限制律师会见的行为。如果一次反映不能解决，我们应坚持不懈地反映。

实践证明这个途径很有效，这也证明公安机关及相关领导确实是对“部分违法行为”持反对态度。

7.前往当地律师协会，请求帮助维权。律协通常设立有维权机构，我们可以请求律协助和办案机关、看守所沟通协调，保障律师会见权。不得不提的是，相当一部分律协和律协工作人员其实是非常有担当，非常务实的。

以上途径都是有效途径，但是如何合理使用，如何把握分寸，也需要斟酌和权衡，有的需要循序渐进，有的需要火力全开，有的需要“边打边看”，有的需要“边打边谈”，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方案。

笔者团队近期办理的两起重大复杂的涉黑案件，都碰到了会见难问题，其中一个据说是广东最大的涉黑案（涉案127人，央视报道）的会见难问题已经得到了有效解决，另一个广东某地的涉黑案件的会见难问题正在解决中。解决会见难问题，不仅需要知识和经验，也需要勇气和智慧，更需要责任和担当！

结语

习总书记曾反复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不是空洞的口号，这是总书记给我们指明的方向和明确指示，我们应当尊重和遵守，不能置若罔闻，更不能公然违背。而获得公平感、正义感的首要前提，即是司法机关办案过程依法依规，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很难想象，如果侦查过程的合法性都难以保障，如何能确保案件结果是公平、正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这段话，我们可以放到举报和反映材料里，因为从理论上讲，办案机关不能不守法，也不能不尊重领导人的指示。）

如果我们在遇到会见难问题时不努力解决，原属于我们的合法权利可能会被一点点蚕食、被践踏、被架空。如果连会见权利我们都无法争取，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又从何谈起呢？如果我们在每一个案件中全力维权，让侦查机关自纠自省，违法限制律师会见的情况才能越来越少，律师的会见权方能得以保障和巩固。

刑辩之路本来就是世上最难走的路之一，路上一定会有风风雨雨，甚至电闪雷鸣，只要有勇气，有智慧，够坚韧，终能披荆斩棘，拨开迷雾，踏出一条阳光大道。希望违法限制律师会见的现象能够早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