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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感谢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和尚权所的邀请，感谢郭烁秘书长的安排。这一单元的主题是“死刑政策与死刑威慑力”这一事关死刑复核及法律援助的基础问题。我的与谈和发言的题目是，“向每一棵可能要被砍掉的大树致以最后的慎重”。这改自张建伟教授关于死因鉴定文章的题目：“向所有飘下的落叶致以最后的敬意”。

 因为被执行死刑并不是自然死亡，也是特别的残酷，所以还不能说只是树叶的自然飘落，而是大树被砍掉，所以，对死刑，我们必须慎重地判决、复核及执行。

 我认为，在中国，死刑是有威慑力的。一个犯罪，如果最多到无期徒刑，和最多可以到死刑，对犯罪分子事前计算的影响（相当多犯罪，是有事前计算、趋利避害的时间和空间的），是有天壤之别的。我们的很多亲身经历也告诉我们死亡是多么的恐怖，相应地，对死刑的恐惧，我想是一样的。

 不少人在刑案中的追求不就是不被执行死刑，“保住脑壳”吗？我想，这也能说明在现阶段，死刑是有巨大威慑力的。我们不是也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说法吗？

 当然，死刑对于校园杀幼、校园枪击的威慑力，是会随着杀人者越来越疯狂而呈现无威慑甚至反向威慑效果的。

 吴老师的实证研究，方法很好，以收回死刑核准权的前后比对进行死刑威慑力的研究，很巧妙。国外有学者研究教育对人的作用时，就选择了一个很巧妙的角度——专门选择考上了哈佛大学但没钱上的人，和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进行比对，以分析教育的作用。我觉得吴老师的这个方法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我觉得最后的死刑威慑力不大的结论，至少在中国说服力不大。可能需要检查下研究框架、指标设计、指标权重和数据资料的准确性，等等。

 另外，前面有与谈人说现在我们的死刑罪名减少了，但社会治安反而变好了，没有人盗窃抢劫了，所以不能拔高死刑的威慑力。对此，我非常赞同。但这里我也加个注释吧，想提醒下治安转好的原因。街面治安转好其实跟我们现在进入了网络时代、电子数据时代有关：大家都不带钱包了，现金都不带了，针对现金的街面犯罪自然就变少了，也纷纷转向网络；另外，我们整个的社会控制也更为严密了，很多行为都会留下电子数据上的痕迹，也能快速地侦破案件，这些也导致了街面犯罪的减少。

 与谈人的细心观察，确实能说明死刑罪名的减少对轻罪案件的影响不大，但对重罪案件的影响力，是不是也不大呢？是不是重罪案件就可以取消死刑呢？我觉得还有待分析。

 我认为，即使现在进入了轻罪时代，也不意味着不需要死刑的威慑了。其实，在东方社会，治世和乱世可能都需要死刑。即便美国，有些州至今也还保留死刑。“轻罪时代”这个词本身也是个文学修辞，只不过是现在轻罪的比例越来越高了而已，但是严重犯罪还是有的，而且不少，也还需要相应的死刑罪名进行威慑。

 作为法律人，我最主要观点是，死刑虽然有威慑力，但要进行现代化治理和法治治理，却不能对死刑威慑力冀望过多，而是应当将其压缩到极小极小的范围。对死刑要慎重，要避免错杀、多杀，不能对“罪不当诛者”施加极刑。

 张栋老师今天上午用一个美国的死刑执行上诉案例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注意，是用权利去主导程序，而不是用程序去主导和限制权利，换言之，不能让程序成为权利保护的障碍。因此，我们需要反思“程序主导”对权利的限制，正如我们需要注意，不能让不恰当的司法信息化程序限制了权利人的信息填报一样。同样，在死刑复核中，不能只关注程序要求，而忽略对死刑核准和执行的慎重问题。

 总之，我的核心观点是，如前所言，死刑是有威慑力，但我们不能只寄望于它进行制度建设和死刑复核。反而更应当注意死刑威慑力的范围边界和效用递减：在立法上剧烈幅度地减少死刑罪名；在司法上和执行上，“向每一棵可能要被砍掉的大树致以最后的慎重”；使得死刑的判决、复核和执行大幅度地限缩，更为审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