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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今天我想更侧重于从实体法的角度来看死刑威慑力的问题。沿着吴雨豪老师的报告，我自己也有一些发散性的思考。吴雨豪老师所阐述的一些道理，即死刑对恶性犯罪的威慑力是有限的，经过过去二三十年的司法实践，其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决策者都已经意识到了。我们国家多次的刑法修正案不断削减死刑罪名，从最早的74个，到68个，到后来的55个，再到目前的46个，我们死刑的罪名总体数量在消减，但其实社会治安整体上越来越好，所以最宏观的趋势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死刑对恶性犯罪的威慑力确实是有限的。更何况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整个社会的恶性犯罪、严重暴力犯罪的数字在快速下降。目前普遍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轻罪时代。在我国全部的刑事案件里，判处三年及以下的有期徒刑的案件已经超过了80%。所以对于死刑的威慑力，不管是决策者还是立法者，可能都不再有非常强烈的迷信或者执念。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我们现在的死刑刑事政策？以刚才雨豪老师提到的毒品犯罪为例，也有学者做了实证研究，发现在一些毒品案件高发的省份其实死刑适用越多，毒品案例并没有减少。对于我们的死刑刑事政策，一方面死刑的威慑力仍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很多非常复杂的因素都在产生影响。比如，民众对于毒品犯罪的认知和态度可能会影响决策者，而且它另一方面又会被舆论所影响。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叫《狂飙》，饰演其中一个配角的演员，被发现在十几年前曾经吸毒了。但是之后十几年的过程里他没有再染毒，这个事情报道出来之后，关于他到底还能不能再回归演艺事业，公众产生了非常激烈的探讨。对于一个多年前吸毒的案件，尚且这么有争议，对于贩毒行为的争议就会更大，这些也会影响毒品案件的死刑刑事政策。再比如也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毒品案件采取的死刑政策，可能跟我们过去经历过鸦片战争的历史也相关，存在一些历史创伤的因素在里面。可见，影响死刑刑事政策的机制非常复杂。

 从刑法契约化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刑法如何设置死刑，可能最终取决于我们整个社会的观念，以及国民愿意以何种刑法来治理我们的国家，这些会最终决定死刑制度在我们国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