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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樊老师、孙老师、毛律师、高律师，以及在座的各位同仁，大家好！

非常感谢毛律师、尚权律师事务所邀请我来参加这次活动。毛律师拿了五个议题让我选，我选择了“刑事辩护专业化与律师伦理”，毛律师表示同意，他说选择参与这一话题的人员不多，有利于论坛议程的安排。对于什么是“专业化”，我个人大致的判断是刑事辩护专业化初级阶段就像“尚权律师事务所只做刑事案件”，而高级阶段就是“刑事案件只有尚权律师事务所能做”，这可能是刑事辩护专业化发展的最终目标。

我的思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刑事辩护市场的专业化

最近大家对刑事辩护业务非常悲观，很多律师事务所说今年一年刑事辩护案号还没两位数，好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导致刑事辩护市场一蹶不振的根据，好像身边的律师也都在这么说。我的基本判断是：刑事辩护的市场应进一步细分，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刑事辩护服务可能主要由政府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来提供，主要以刑事辩护为业（主要业务收来源）的律师来说，目光朝向的只是少数案件，是那些案情复杂，或者可能判处的刑罚很重，或者是当事人（及其家属）律师服务购买能力强的案件。

虽然身边的朋友都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以来，刑事辩护业务萎缩，但从我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2014年到2021年的裁判文书进行大致统计的结果看，在排除了法律援助辩护后，一审程序中委托律师辩护率不仅没有下降，甚至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升。从案件类型上看，2014年到2016年全国刑事案件中委托律师辩护数量前四位的是故意伤害罪、盗窃罪、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2017年到2021年，故意伤害委托律师辩护数量仍然高居第一，也就是说从整体的委托律师辩护率来讲，它是没有下降的；委托律师辩护的数量、案件类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没有太大变化，至少案件类型数量上没有太大变化。从比例上来讲，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受贿、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这两类案件在我的数据库当中总量不高，但是这两类案件的委托律师辩护比例一直都非常高。

大体上，我个人觉得是否委托律师辩护取决于两个大的因素，一是案件本身，如案情是否复杂，刑罚是不是非常重。二是当事人的购买能力。我考虑过田间地头的伤害案件数量为什么那么多，比例高达40%？这是案件类型本身决定的。于是我们就得思考刑事辩护专业市场的细分，有一些刑事辩护业务，如大量的酒驾案件，本来就不应该是市场追逐的对象，它应该由公共法律服务提供，或者绝大多数由公共法律服务提供。在这个思维之下，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刑辩市场进一步细化，认罪和不认罪案件市场要区分，简单和复杂案件市场要区分。认罪和不认罪的、简单跟复杂的案件市场区分了，就要考虑到有很多案件应当由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来提供法律服务，那么刑辩律师的目标市场就更明确了。

现在盗窃、抢劫、诈骗等传统刑事案件数量本身越来越少，委托律师辩护比例也越来越低。这类案件，与现在公安机关侦查破案手段、证据获取能力越来越强，辩护的空间越来越低，有很大的关系。新型案件包括的因素有新的犯罪场域、新的犯罪工具、新的犯罪过程、新的犯罪结果、新的犯罪评价以及证据等，这些新型案件会提供更多、更大的辩护空间。

上午孙老师谈到财物财产处置问题，现在的刑事案件中，涉案财产处置是非常大的问题。对于律师来讲，如果不对市场进行量刑辩护和财产辩护的细分，如何谈刑事辩护的专业化？讲到财产，可能就不能仅仅把目光放在辩护方面，目光还要放在控告上。市场专业化还包括市场准入资格问题，比如值班律师，这是以后提供刑事辩护最主要的群体准入，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二、技术的专业化

关于技术化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谈庭审实质化问题，谈对抗技术问题，如果说85%的案件都是认罪认罚，无论是说服、协商，我更多地说是博弈的技术。我更想谈的是需要什么样的技术专业化？很多同志越来越深地感受到，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的知识已经无法满足我们在面对那些新型刑事案件时的辩护需要，很多时候需要有民商法的支持，甚至一些新型案件中还需要科学、自然技术的支持。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能委托两名辩护人，但是如果两名辩护人是两个学文科的、学法律的人，即便是博士毕业，但只学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那可能真的无法适应刑事辩护专业化的需要。辩护工作可能需要有一个较大的团队，在团队中要有民商法、经济法的，甚至还需要有懂计算机、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能从各方面支持辩护。

第三、职业伦理的专业化

 独特的职业伦理，是现代职业分工的重要标志之一。职业伦理的专业化特别值得重视。作为辩护律师，职业伦理如何体现专业性？也就是律师作为被追诉人利益的维护者的时候，对职业能力有什么要求，作为法律职业工作者的时候，职业能力有什么要求？更重要的是作为律师，作为这个行业的建设、参与者时，有什么职业要求？一个不负责任的律师，砸的是谁的饭碗？今天可能砸的是别人的饭碗，明天肯定砸掉的可能是自己的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