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权推荐SHANGQUAN RECOMMENDATION

2023年1月26日上午10时，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老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西原春夫先生仙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西原先生在担任早稻田大学校长期间，开创了早稻田大学乃至日本法学界与中国法学界、法学教育界友好交流的事业。过去的三十多年间，西原先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持续推动日本学术界与中国刑法学界、法学教育界以及其他民间友好人士之间的交流合作，先生的功绩泽被当代，亦传于后世。

西原春夫教授

本乡三好先生曾经担任日本成文堂出版社总编辑。在西原先生的推动下，这所与早稻田大学有着密切联系的私人出版社，先后向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延边大学等十余所法学院捐赠日文图书。本乡三好先生就是这些工作的具体经办人，并担任中日刑事法交流研究会等学术组织的秘书长工作，协助西原先生从事具体交流事宜。本乡三好先生亲身参与和见证了西原先生推动的中日法学交流事业。

1995年9月，丁相顺教授在吉林大学任教时，接待了前往长春捐赠图书的成文堂出版社社长阿部耕一先生、以及本乡三好先生一行。1998年底，经本乡先生的介绍，西原先生批准，丁相顺教授接受安田和风纪念亚洲青少年交流基金，前往早稻田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留学生活，并在回国后留任人大法学院从事比较法教学和研究。2012年3月到2018年2月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聘请本乡三好先生担任比较法教研室的专任教师、法学院院长特别助理，继续协助西原先生具体联络中日之间的各项友好交流工作，并使用日文面向中国法科学生讲授“日本法律与社会”“法律日语”“法律与人生”等课程。

2022年底，应中日民商法研究会会长渠涛教授的邀请，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本乡三好先生接受丁相顺教授的访问，从亲历者的角度，回顾了三十多年来其所参与的中日法学交流活动。这些活动，大部分都是在西原春夫先生领导下进行的。为了表示对西原春夫教授的敬爱，本乡三好先生和丁相顺教授将部分采访内容的日文稿件重新编辑整理，并由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彭楚钰同学翻译，中文刊出。从亲身经历者的视角，向读者介绍西原先生所推动的中日法学交流事业，彰显先生的功绩，寄托对先生的追悼和哀思。

1.采访人丁相顺教授(以下简称“丁”)：很多中国人都知道您一直在协助西原先生具体从事中日法学交流事业，但听说您曾经是一名登山家，并且听说您从事中日法学学术交流与登山之间还存在缘分，请先生讲一讲您与大山的际遇。

回答者本乡三好先生（以下简称“本乡”）：我的故乡长野县位于日本列岛的中央，县内海拔超过3000米的山脉连绵不断。6岁的时候，我和家人在一天之内攀登了海拔近3000米的常念山，山中小屋的主人对我的夸奖让我倍感高兴。这便是一切的原点，由此我心中也萌生了有朝一日攀登外国山峰的想法。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大学时我加入了登山社团。在大学里，有一位成立了珠穆朗玛峰登山队的著名登山家（教授），他鼓励我参加登山队：“接下来是属于亚洲的时代，用自己的双眼去看看亚洲吧。”此后，在21岁时，我作为登山队的一员在珠穆朗玛峰待了整整8个月的时间，并攀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全世界范围内海拔超过8000米的高峰一共有14座，其中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接近9000米，与其他13座大山是天壤之别。因此，对于以喜马拉雅为目标的登山家而言，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具有特殊的意义，是他们心中憧憬的目标。现在回想起来，最初遇到的便是珠穆朗玛峰，让我感受到了高尚的心灵与敬畏自然的崇高精神。

后来，时任早稻田大学校长的西原春夫先生和法务省特别顾问松尾浩也先生对我的这段经历也曾经给予高度的评价。也可以说，日中之间的法学教育交流也是一座高峰，是一座西原先生带领我们不断攀登的高峰。

2.丁：先生与中国结下深厚的缘分，与登山密不可分。接下来想请先生讲一讲与西原春夫先生的相遇、相知，并相向推动中日法学交流事业的机缘。

本乡：大学期间，我因为作为珠穆朗玛峰登山队队员在尼泊尔待了8个月，所以延迟了1年毕业。也正因如此，我有幸在日本主要出版法律图书的“成文堂”就职，并在那里认识了后来成为了早稻田大学校长的西原春夫先生。西原先生作为成文堂的顾问，在成文堂的创立期和发展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西原先生非常喜欢登山和滑雪，对于滑雪尤为热衷。即使是在担任校长期间，每年也都会从东京驱车近5小时前往新泻县的苗场滑雪场，尽情享受滑雪之后，晚上还要继续忙于大学的工作以及论文写作。这一时期我有幸负责接送先生。

具体是第几次负责接送先生时发生的事情已经记不清了，当时先生在车里这样对我说道：“接下来一定会迎来中国的时代，特别是学术交流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与赚钱最不沾边的刑事法领域，是最重要的学术交流领域。让我来投入脑力劳动，本乡君来贡献体力劳动，推动中日刑事法律交流，并在日本的刑事法研究者中尽可能多地塑造和培养知中派研究者吧。”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原先生与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一直保持着定期的学术交流关系。在此基础上，他征得中方的同意，决定成立日中刑事法研究会，形成制度化的交流机制。于是，由西原先生担任会长，我担任日方事务局长（秘书长），日中刑事法研究会正式建立，并开展了定期学术交流活动。

3.丁：刑事法律领域交流既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可否请您介绍一下西原先生创立日中刑事法研究会的理念与开展的具体活动。

本乡：对于创设日中刑事法研究会，西原先生是经过深思熟虑基础上做出的决定。对于这一学术交流组织的理念，他曾经指出，日中刑事法研究会的基本方针是：

“日中刑事法研究会以促进对中国刑事法有兴趣的日本刑事法研究者、实务专家与中国的刑事法研究者、实务专家之间的交流为目的，1988年创立，在日本，同类组织只此一个。主要通过以下活动：

（1）举办日中刑事法学术讨论会等国际会议；

（2）为中国的研究者、实务专家以研究、调查为目的访日提供支援；

（3）为中国的长期研究型留学生提供支援；

（4）支持有关日中两国的刑事法学术图书的出版；

（5）捐赠日本法律图书；

以促进日中两国在刑事法学术、实务领域的交流。”

基于这样的创立理念，日中刑事法研究会的代表性活动当属日中刑事法学术讨论会。我担任事务局长期间，总共负责了14次讨论会，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包括第1次至第6次讨论会。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前6次讨论会都由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作为中方的主办方，故主要以上海为中心开展讨论。

第1次日中刑事法学术讨论会1988年在上海举办，由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寿葆和西原春夫先生担任团长。苏惠渔先生、中国政法大学的陈光中先生也参加了这次讨论会。此后，第2次讨论会1990年在早稻田大学举办，第3次讨论会1992年在上海举办，第4次讨论会1995年在东京举办，第5次讨论会1997年在上海举办，第6次讨论会1999年在日本爱知大学举办。到此为止，是日中刑事法学术讨论会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总计第7次至第10次讨论会），中方提出希望开展全国范围的研讨会，因此会议举办采取了扩大化方针。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不再担任主办方，转为由在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高铭暄先生、马克昌先生、苏惠渔先生等法学学术泰斗负责主办。

该阶段的第一次会议被命名为“二十一世纪第一届（总计第7次）日中刑事法学术讨论会”，2001年9月于北京举办，第二届（总计第8次）2002年10月于武汉大学举办，第三届（总计第9次）2004年5月于京都同志社大学举办，第四届（总计第10次）2005年8月于吉林大学举办。到此为止，可以认为是日中刑事法学术讨论会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总计第11次至第14次讨论会），日方出于世代交替的考虑，负责人由西原先生变更为东京大学的西田典之先生，中方则由陈兴良先生、张明楷先生、刘明祥先生等年轻学者为中心，名称也变更为“日中刑事法研讨会”，第一届（总计第11次）在东京大学举办，第二届（总计第12次）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第三届（总计第13次）在日本中央大学举办，第四届（总计第14次）在位于西安的西北政法大学举办。至此期间都由我担任事务局长。在这之后，东京大学的桥爪隆教授就任事务局长，第五届（总计第15次）在早稻田大学，第六届（总计第16次）在东南大学，第七届（总计第17次）在京都大学，一直持续举办。

从1988年开始，起源于西原先生与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之相遇的日中刑事法学术讨论会，不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都成功地将接力棒传递到了年轻学者的手中，相信今后也一定会定期举办。如西原先生指出的那样，中日交流如攀登高山，不进则退。对于这一点，我也感同身受。西原先生开创了的中日刑事法律交流事业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但仍然需要两国的年轻学者们继续攀登。

4.丁：中日刑事法律交流起步早、持续时间长，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据我所知，您还协助西原先生组织了与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系统交流和合作，而且中方的负责人也是我大学“犯罪学”课程授课老师、时任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的王牧教授，以及长期得到您关照的张凌教授，请您也介绍一下这些交流活动。

本乡：除了举办日中刑事法研讨会之外，2005年6月，我作为事务局长，代表西原先生和日中刑事法研究会接待了以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王牧先生为团长的共计13人的访日代表团。

与参加刑事法研讨会的各位先生不同，该访日团主要由实务专家组成。因此，访日团与法务省矫正局、爱光女子学园、东京保护观察所、更生保护设施更新会、府中刑务所、矫正协会、市原刑务所、市原学园等各机关以及实务专家开展了交流活动。

在访日团一行结束所有行程准备回国的前一天晚上，西原先生受邀出席预计同年7月在贵阳（贵州民族学院）举办的第14届中国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会。因为先生无法调整行程安排，所以便由我代替先生作为特使访问贵阳。

在贵阳的研讨会上代宣读了西原会长的祝词之后，从中午直到第二天的一天半时间里，我接受了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王牧会长夫人的盛情款待。毫不夸张地说，正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才有了后来更深入的交流，才有了日中犯罪学学术交流会的创立。

2006年6月，第15届中国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省绵阳市（西南科技大学）举办，日方以西原先生为团长总共有7人出席了此次研讨会。

团长西原春夫先生发表了题为《和谐社会的建设与犯罪被害的修复》的论文，东京大学的佐伯仁志教授发表了题为《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刑事政策》的论文，女性实务专家松本丽先生是法务省刑事局国际科的检察官，她发表了题为《跨国犯罪的搜查》的论文。由于当时女性检察官的数量很少，因此在松本丽先生介绍完毕后，会场中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这一场景令我印象深刻。

此时，西原先生萌发了将日中刑事法研究会的活动分为刑法、刑事诉讼法与犯罪学三个领域的构想。幸运的是，与我们一道同行、前来中国参加活动的是早稻田大学专攻刑事政策与犯罪学的石川正兴教授，更凑巧的是，在回程的飞机上，他恰好坐在我旁边，于是我得以将西原先生的想法详细地讲给他听。

同样非常偶然地，当时恰逢石川先生担任所长的研究所得到了社会安全政策研究财团的资金支持，因此事情进展迅速，由石川先生担任会长，创立了日中犯罪学学术交流会，每年举办学术研讨会。也就是说，犯罪学这一研究领域从日中刑事法研究会中独立了出来。

大约同一时期，以西原先生的想法为基础，再加之前述的社会安全政策研究财团的支持，成立了日中有组织犯罪共同研究项目，开展了预备期1年、实施期3年，总计长达4年的共同研究。中国方面，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了由王牧、张凌、赵国玲3位先生主编的题为《中国有组织犯罪实证研究》的报告，发表了中国八个区域有组织犯罪倾向调查的结果。

我在日中犯罪学学术交流会中担任事务局长，并在日中有组织犯罪共同研究中担任事务局审议会委员。通过在日中刑事法研究会和日中犯罪学学术交流会中的活动，我得以向活跃于日中两国学术最前线的研究者学习他们的思考方式、做事方法、交涉能力、对合意达成的预测等，这些都是我在日常的出版编辑业务中无法获得的宝贵经历。同时，也更加体会到了西原先生大力推动中日犯罪学交流与合作的意义。

5.丁：西原先生卸任早稻田大学校长一职后，仍然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资金，帮助中国学生前往日本访问、留学，其中就包括安田和风亚洲青少年交流基金项目，请您谈一下交流基金资助中国青年学人的情况。

本乡：安田奖学金在中国又被称为“西原基金”，是由日本曾经的安田信托银行、现在的瑞穗银行以亚洲留学生为对象创设的留学生基金，最初开始便由西原先生担任该基金的运营委员长。

根据基金的申请规则，申请者必须是博士在读及以上学历者，并且应大致完成了博士论文，专业方向不限。选拔和录用申请人采用的是由数名运营委员各自推荐来自相关国家的奖学金申请者的模式。西原先生自始便将推荐人选的范围限定为研究刑事法律的中国留学生，因此我遵从先生的方针，和希望申请的学生进行面谈，并予以推荐。这一方针被证实是十分正确的，许多奖学金的获得者回到中国就职后，成为了现今中国刑法学会青年研究者中的中坚力量，活跃于学术界，成为了解日本社会和法律、推动中日法学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力量。

中国方面历年获得安田奖学生基金奖学生的名单如下：

01 李海东（律师）                    

02 鲁兰（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研究员）

03 冯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04 张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05 丁相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06 张家宇（病逝）

07 崔光日（尚美学园大学教授）       

08 陈家林（武汉大学教授）

09 王充（吉林大学教授）               

10 肖萍（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11 付立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12 苏明月（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13 吕英杰（厦门大学副教授）         

14 秦一禾（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15 韩海兰（律师）                      

16 于改之（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17 付玉明（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18 刘建利（东南大学副教授）

19 蔡芸埼（信州大学经法学部）       

20 黄士轩（国立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

21 何龙（清华大学研究员）            

22 周舟（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

23 陈少青（广东外国语贸易大学副教授）  

通过日中刑事法研究会以及犯罪学学会等举办的活动，我得以结识活跃于中国法学教育与研究第一线的各位先生。正因为有了与安田基金的相遇，我才得以在推荐申请者的过程中与众多中国优秀学生相识，了解到当代中国学生们的烦恼和辛劳，并切实地理解了赴日留学对于他们所具有的人生意义。这些都是我在西原先生领导下，具体运营安田基金过程中学习到的宝贵知识和经验。

同时，正是得益于安田奖学金获得者丁相顺先生的推荐，承蒙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教授的肯定，我得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六年，并从中国大学专任教师的角度，亲身体验到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开展人员交流的重要性，也更加明白了西原先生所强调的中日两国交流事业要像登山那样，不断向上攀登的道理。

如今，斯人虽逝，但先生开创的伟业将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