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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由独狼型恐怖分子实施的独狼型恐怖袭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安全的最重大威胁之一。自2001年在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之后，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国家面临着两类恐怖主义威胁，一类是独狼型恐怖分子造成的国内威胁，另一类是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ISIS或者IS）造成的威胁。随着伊斯兰国遭到毁灭性打击，独狼型恐怖分子与独狼型恐怖主义正在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实际上，早在201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就指出，在美国，发生独狼型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要大于像“9.11”那样的大规模协同袭击。此后，这类恐怖袭击在很多西方国家（德国、奥地利、英国、挪威、瑞典、意大利和芬兰）都有发生，在美国更为频繁；研究者们把这种现象看成是极右翼恐怖主义在西方国家呈现出新的面貌，认为人类社会似乎已经进入“独狼型恐怖主义时代”（age of lone wolf terrorism）。鉴于恐怖主义具有明显的国际化特点，及时了解国外特别是欧美国家中独狼型恐怖分子的特征，有利于我们及早认识和科学应对这类恐怖分子可能造成的更大危害。

一、独狼型恐怖分子的界定与分类

 独狼型恐怖分子是一种独特的恐怖分子类型，在进一步探讨其特征之前，有必要了解国外文献中使用的相关概念。对于进行独狼型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最常见的称呼是“独狼型恐怖分子”（lone wolf terrorist）或者“独狼”（lone wolf）。在英语文献中，人们还使用了相关的其他概念来称呼。例如，独狼型杀手（lone wolf killer）、独狼型凶手（one wolf perpetrator）、独行型恐怖分子（lone-actor terrorist）、独干型恐怖分子（lone-operator terrorist）、单干者（single actor）以及单人恐怖组织（individual terror cell）、单人恐怖分子（solo terrorist）、单干型恐怖分子（solo-actor terrorist）等。

 研究者们也分析了独狼型恐怖分子的基本特点。例如，弗洛里安·哈特勒布（2020）认为，独狼型恐怖分子的基本特点是：（1）作为个人采取行动；（2）声称其行为是基于政治信仰；（3）不属于某个恐怖组织或者恐怖网络；（4）在没有领导者或者任何指挥结构与服从等级制度的直接影响下行动；（5）自己宣传和传播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可以认为，独狼型恐怖分子是指独自准备和进行恐怖主义行为的人。独狼型恐怖分子进行的独狼型恐怖主义活动，被称为“独狼型恐怖袭击”（lone wolf terrorist attack）或者“独狼型袭击”（lone wolf attack）。

 按照独狼型恐怖分子在进行恐怖袭击的动机、恐怖袭击手段的创新程度以及对其行动的罪恶感方面的区别，通常将独狼型恐怖分子分为五类：

（1）世俗型独狼（secular lone wolf）。这是指由于政治的、种族的、民族的或者分裂主义的原因而进行暴力袭击的独狼型恐怖分子。这类恐怖分子的具体情况最为复杂，促使他们进行恐怖袭击的问题十分广泛，例如，为了抗议政府政策而发动恐怖袭击，由于对自己祖国的渴望、分裂国家的动机而发动恐怖袭击。尽管这类恐怖分子可能有性格和心理问题，从而影响他们的恐怖袭击决定，就像恐怖组织的成员可能会因为性格和心理问题而导致他们加入该组织一样，但是，他们的主要动机与普通恐怖组织相同，进行恐怖袭击是为了进一步推动政治或者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事业。这类恐怖分子还会使用互联网来了解各种世俗极端主义运动，然后为了其意识形态和目标而进行恐怖行为。

（2）宗教型独狼（religious lone wolf）。这是指由于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而进行暴力袭击的独狼型恐怖分子。他们的宗教信仰并不限于伊斯兰教，也有可能是其他宗教，例如，基督教、犹太教和其他信仰体系。伊斯兰极端分子和白人至上主义者（white supremacist）是近年来最活跃的宗教型独狼。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都可以归入这种类型，他们将种族主义的和反犹太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暴力的宗教理由。宗教型独狼也可以通过各种聊天室、网站和宗教极端主义运动的脸书（Facebook）页面，在互联网上找到暴力的灵感。

（3）单因型独狼（single-issue lone wolf），这是指以堕胎、动物权利或环境等某种具体问题为由发动袭击的独狼型恐怖分子。这类独狼会为了坚持和表达自己在某方面的信念、对解决某种问题的观点等而进行恐怖袭击。

（4）犯罪型独狼（criminal lone wolf）。这是指主要在经济利益驱动下进行恐怖袭击的独狼型恐怖分子。这类独狼型恐怖分子没有政治、社会、宗教或者民族主义的目标；之所以将其实施的暴力行为作为恐怖主义，是因为他们使用的袭击策略以及对政府和社会的影响，与其他类型的恐怖分子实施的行为相同。

（5）特质型独狼（idiosyncratic lone wolf）。这是指由于某些个人特质而进行恐怖袭击的犯罪人。尽管他们可能会以某种原因进行攻击，但是，某些人格和心理问题却是导致他们暴力的主要原因。这类人的恐怖袭击原因通常是不合理的，他们往往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二、独狼型恐怖分子的个体特征

（一）年 龄

 对独狼型恐怖分子年龄的研究表明，他们实施恐怖袭击时往往比较年轻。荷兰的珍妮·德罗伊·范祖德温等人（2016）对120名独狼型恐怖分子的调查发现，这些人实施袭击或者被逮捕时的平均年龄为29.7岁，年龄最小的为15岁，最大的为74岁，标准差为9.9，这表明独狼型恐怖分子之间存在较大的年龄差异。他们也发现，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独狼型恐怖分子的年龄是有差别的，具有宗教型意识形态的独狼型恐怖分子的平均年龄是27.3岁，而具有右翼意识形态的独狼型恐怖分子的平均年龄是32.3岁，要比前者年轻近5岁；同时，具有宗教型意识形态的独狼型恐怖分子之间的年龄标准差较小（7.69岁），而具有右翼意识形态的独狼型恐怖分子之间的年龄标准差较大（11.88岁）。

 荷兰的玛丽克·利姆等人（2018）对66名独狼型恐怖分子的研究发现，他们的平均年龄是31.1岁，标准差为10.04。进一步的年龄分组发现，不到25岁的人占32%（21人），25~39岁的人占48%（32人），40岁以上的人占20%（11人）。

 穆罕默德·卡扎尔·贾等人（2019）分析了2015-2016年间在西欧进行独狼型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的年龄，发现36名独狼型恐怖分子的年龄范围在12~52岁之间，平均年龄24岁，大多数（16人，占45%）的年龄在21岁至30岁之间。

 马克·哈姆等人（2017）发现，美国的独狼型恐怖分子与有组织的恐怖分子之间，有显著的年龄差异。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之前，独狼型恐怖分子进行恐怖袭击时的年龄平均38岁，比恐怖组织成员的平均年龄大10多岁；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独狼型恐怖分子进行恐怖袭击的年龄平均31岁。这表明，独狼型恐怖分子的年龄要小于恐怖组织的成员，说明他们在认识、情绪等方面更容易发生偏差。

（二）文化程度

 独狼型恐怖分子往往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同时，从发展趋势来看，这方面的变化不大。独狼型恐怖分子的激进化（radicalization）等过程往往是独自进行的，并不直接依赖恐怖组织的教育和训练，因此，对于其文化等方面的要求较高；没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很难完成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转变而成为一名独狼型恐怖分子。例如，在“9.11”之前的美国独狼型恐怖分子中，不到1/3的人接受过大学教育，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大学爆炸犯”（Unabomber）西奥多·卡岑斯基（Theodore Kaczynski），他20岁时毕业于哈佛大学，然后获得密歇根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并变成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年轻的教授，智商高达167；在 “9.11”之后的美国独狼型恐怖分子中，1/3左右的人接受过大学教育。总体而言，将近一半的美国独狼型恐怖分子受过大学教育。

 利姆等人（2018）对66名独狼型恐怖分子的研究发现，这些恐怖分子的文化程度至少是中等教育（secondary education）水平（26人，占63%），受过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的人占37%（15人），还有25人信息缺失；他们认为，“尽管信息缺失的比例较大，但是，许多独狼型恐怖分子完成了中等教育甚至高等教育。如此高水平的受教育程度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这些人在设计、计划和最终实施袭击方面取得了成功。”

（三）性 别

 独狼型恐怖分子绝大部分是男性，其中女性的数量极少。美国的资料表明，在“9.11”之前的独狼型恐怖分子中，只有5人是妇女，而且，她们都是暗杀者；在“9.11”之后的独狼型恐怖分子中，没有一名是女性；实际上，自1993年开始到2017年间，美国的独狼型恐怖分子中就没有女性。对98名欧洲独狼型恐怖分子性别的研究发现，其中96%的人是男性。在贾等人（2019）研究的36名欧洲的独狼型恐怖分子中，35名是男性，只有一名是女性。由于女性独狼型恐怖分子很少，以至于有的作者认为，“独狼型恐怖主义是一种男性现象。”

 独狼型恐怖分子中女性所占比例很小，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承担风险能力。独狼型恐怖袭击往往由独狼型恐怖分子独自策划、实施和承担后果，对于个人在承担风险方面的能力要求更高，女性在这些方面一般较弱，因此，她们成为独狼型恐怖分子的可能性较小。

（2）人际关系特点。女性比男性更重视社会交往，更加渴望人际互动，更加渴望建立密切的甚至是亲密的人际关系，也更愿意成为某个群体的成员。这些都是不利于让个人变成独狼型恐怖分子的重要因素，它们阻碍女性变成独狼型恐怖分子。

（3）精神健康状况。独狼型恐怖分子往往有一定程度的精神健康问题，他们中的不少人具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等精神不健康的症状，这些症状是个人变成独狼型恐怖分子和实施独狼型袭击的重要心理基础。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更不可能具有这些方面的问题，女性中有反社会人格障碍和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要少于男性。

（4）侵害陌生对象。独狼型恐怖袭击往往是对随机遇到的或者事先选择的陌生人进行的攻击行为，而女性杀死陌生人的可能性更低，这也阻止了女性成为独狼型恐怖分子。

（5）策划袭击能力。独狼型恐怖袭击往往是事先经过周密策划的暴力犯罪活动，而妇女在这方面的能力似乎较弱。妇女更有可能在冲动之下和由于情绪问题而杀人，但是，不大可能进行预谋杀人。莎拉·本-戴维（Sarah Ben-David，1993）曾经指出，“妇女实施的大部分暴力犯罪，都具有强烈冲动性的特点。妇女实施的大多数谋杀都具有强烈的情感动机，没有预谋，并且是在妇女处于沮丧、绝望或者焦虑状态时进行的。”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暴力犯罪，包括独狼型恐怖袭击。

（四）婚姻状态

 独狼型恐怖分子大多数是未婚的单身汉。由于独狼型恐怖分子要进行与恐怖袭击相关的多种活动，而且，在进行恐怖袭击的过程中或者结束后，往往会丧失性命或者自杀身亡，婚姻会增强他们与别人的感情纽带，不容易促使他们下决心实施这类犯罪活动。马克·哈姆等人（2017）对美国情况的研究发现，80%的独狼型恐怖分子是单身汉，而且，这种情况在“9.11”前后是一致的。利姆等人（2018）对66名欧洲独狼型恐怖分子的研究发现，其中的33人（77%）无婚姻关系，10人（23%）有婚姻关系，还有23人情况不明。

（五）种族和宗教

 在独狼型恐怖分子中，种族和宗教因素往往密切结合在一起，从种族方面来看，他们往往是白人至上主义者（white supremacist），认为白人是最优秀的种族；从宗教方面来看，他们往往是基督教中的保守主义者，反对其他宗教，特别是反对伊斯兰教。

 美国的情况表明，64%的独狼型恐怖分子是白人，这种情况在“9.11”前后是相同的。美国早期的白人独狼型恐怖分子对黑人和犹太人进行恐怖袭击。例如，美国克利夫兰的新纳粹独狼型恐怖分子弗兰克·斯皮萨克（Frank Spisak）在1982年发动“克利夫兰种族战争”（Cleveland Race War），用手枪杀人，宣称自己代表美国新纳粹运动执行“搜索和摧毁”任务，目的是“尽可能多地消灭黑鬼和犹太人”；该犯罪人直到2011年2月17日才被执行死刑，创造了在俄亥俄州死刑犯监区被关押时间最长的记录。

 欧洲的情况也是如此。晚近兴起的一批右翼独狼型恐怖分子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们继续在白人至上理念的作用下，进行恐怖袭击活动。他们认为，外来文化的入侵者正在掠夺欧洲，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正在遭受堕落和伊斯兰化的威胁，因此，要通过自己的袭击行为保卫白人。正如哈特勒布（2020）指出的，“我们注意到，我们面对的是那些希望为白人杀人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世界观与阿道夫·希特勒的世界观联系起来，看到了一条通过恐怖主义解决个人不满的道路，并用武力表达他们的仇恨。”

 挪威的独狼型恐怖分子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是种族与宗教因素相结合导致独狼型恐怖袭击的典型例子。2011年7月22日，这名32岁的挪威男子引爆了一颗位于挪威首都奥斯陆市中心首相办公室附近的汽车炸弹，造成8人死亡，30人受伤。之后，他在附近的于特岛（挪威语Utøya）纵欲屠杀，目标是挪威工党青年营的参与者，打死68人，打伤66人，最后共造成77人死亡。2012年8月24日上午，奥斯陆地方法院对这名爆炸枪击案件的当事人进行宣判。挪威法官宣布，判处杀害77人的布雷维克21年监禁（挪威的最高刑罚）。布雷维克对袭击行为供认不讳，当听到判决结果时，他露出了微笑。布雷维克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基督教保守派，他仇视多元文化，反对伊斯兰教。布雷维克案件审判时的一位专家证人马蒂亚斯·加德尔（Mattias Gardell）认为，布雷维克的宣言“揭示了我们需要理解的四种不同影响：当代仇视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文化保守主义-新联邦传统、白人权力思想的要素和反女权主义思想”。

 独狼型恐怖分子的不断产生与袭击活动，极大地冲击了欧美国家在认识和应对犯罪中采用的种族与宗教方面的双重标准。过去，在种族方面，他们认为白人犯罪人不会进行恐怖袭击；在宗教方面，他们推定穆斯林与恐怖主义有联系。因此，“种族和宗教往往是决定执法部门是否对恐怖主义进行调查和起诉的最重要因素。”这种认识对执法部门处理问题的态度和做法有重要影响，以至于面对同样的重大枪击袭击时，种族和宗教引导着执法部门将这类枪击看作是恐怖行为，还是一般犯罪行为。现在，随着独狼型恐怖袭击的不断发生，他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双重标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独狼型恐怖分子中的很多人是白人，“在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独狼型恐怖袭击中，宗教起着较小的作用”；独狼型恐怖袭击并非是极端伊斯兰教分子独有的行为。

（六）犯罪历史

 不少独狼型恐怖分子有犯罪的历史。哈姆等人（2017）对美国情况的研究发现，60%的独狼型恐怖分子有犯罪历史，这种情况在“9.11”前后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犯罪历史可能是其极端思想早期暴露的结果，也可能是为了进行更大的恐怖袭击而进行尝试性准备活动的结果。正如艾米莉·科纳等人（2015）在研究中发现的，“那些有精神疾病史的独狼型恐怖分子也更有可能参与一些前因事件和前因行为（antecedent events and behaviors），安全与警务机构可以利用这些事件和行为来监测和防止袭击阴谋的进一步发展。”

 不过，也有人发现了不同的情况。例如，利姆等人（2018）的研究发现，在66名独狼型恐怖分子中，有暴力行为历史的人较少，为20人（30%），这与普通杀人犯的暴力行为历史形成鲜明对比，在249名普通杀人犯中，有暴力行为历史的人是75人（59%）。又如，贾等人（2019）分析了2015-2016年间在西欧进行独狼型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的犯罪历史，发现56%（20人）的人无犯罪历史，41.5%（15人）的人有犯罪历史，并且以前的犯罪中最多见的类型是暴力犯罪（占22.5%，有8人实施这类犯罪）。

（七）阶级、就业状况与移民身份

 独狼型恐怖分子所属的社会阶级、就业状况和移民身份，也是重要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他们在这些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由于独狼型恐怖分子的产生与他们遭受的个人挫折和政治不满有关，因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属于社会地位很高的社会阶层的成员，一般也没有理想的就业状况，往往职业不稳定甚至存在失业的情况，其中的一些人具有移民身份或者属于第二代移民等。

 哈姆等人（2017）的研究发现，在美国的独狼型恐怖分子中，大多数人生活在城市地区（70%），往往是失业者（73%）；这些情况与埃德温·巴克（Edwin Bakker，2007）对欧洲圣战恐怖分子（Jihadi terrorist）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这些欧洲圣战恐怖分子主要是来自北非的第二代穆斯林男性移民，大多数来自下层社会。“由于美国的一些独狼与白人至上团体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大多数白人至上主义者来自较低的阶级背景，这可能解释独狼与有组织的圣战者之间的阶级差异。”

 利姆等人（2018）对66名独狼型恐怖分子的研究发现，在66名独狼型恐怖分子中，失业的30人（占55%），就业的24人（占44%），还有12人情况不明。

 贾等人（2019）对2015~2016年间在西欧进行独狼型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的分析发现，其中移民占据了很大部分。在这些独狼型恐怖分子中，第二代移民有11人（占31%），第一代移民9人（占25%），第1.5代移民7人（占19%），三种类型的人加起来占75%；另外，当地的土著人（native）有6人（占16%），难民2人（占5.5%），还有1人情况不明。

（八）军事经历

 参加战争、接受军事训练等军事经历也是独狼型恐怖分子的重要特征。对美国的独狼型恐怖分子的研究发现，在“9.11”之前，独狼型恐怖分子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曾在军队中服役，其中的一些人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期间担任过战斗角色。然而，在“9.11”之后的独狼型恐怖分子中，不到1/4的人曾在军队中服役，只有两个人具有战斗经验；“9.11”之后的独狼们均未在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服过役。晚近的独狼型恐怖分子虽然缺乏直接的军事经历，但是，网络中充斥的军事方面的内容，给他们提供了间接学习军事知识、获取军事经验的大量机会；射击学校一类机构的存在，也可以使他们在军队之外学习如何使用武器。

三、独狼型恐怖分子的心理特征

 独狼型恐怖分子的恐怖袭击不仅给社会造成危害，也使人们对这类犯罪人本身产生疑问，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怪异的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恐怖分子是人，不是怪物或者机器人。”独狼型恐怖分子较之于一般犯罪分子在心理特点上具备其特殊性。

（一）心理健康状况

 大多数研究认为，独狼型恐怖分子可能有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方面的问题，但是真正患有精神病的人并不多。不过，具体的研究结论有一些差异。

 一些研究者认为，独狼型恐怖分子具有心理健康问题或者精神疾病的可能性不大。在布雷维克进行的独狼型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拉法罗·潘图奇（Raffaello Pantucci，2011）就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三点结论：第一，这名独狼型恐怖分子没有明显的精神错乱（insanity）症状。第二，布雷维克显然是一个自恋者，对自己的形象着迷。他花了很多时间准备袭击活动结束后会发生的事情，似乎已经做了整容手术来改善自己的形象。这一切都显示出一种高度的自我卷入（self-involvement）和强迫观念（obsession）。第三，他对所选定的恐怖袭击目标（挪威政府和执政的工党、奥斯陆的办公室、他们的夏令营）都表现出了特别的愤怒。这也减少了他精神失常（lunacy）的说法，但是，在他的观点中确实强调了阴谋的重要性。西蒙（2016）也指出，“独狼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疯狂”。

 针对一些文献中认为独狼型恐怖分子的情感和认知都受到损害的观点，斯蒂芬·巴勒（2017）利用一种自动化的语言分析软件——语言调查和单词计数（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LIWC），对11名独狼型恐怖分子的语言进行了分析，同时与3名对照组成员（很有名的3名非暴力激进分子）的语言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第一，独狼型恐怖分子普遍具有高度的消极情绪，特别是愤怒情绪；第二，独狼型恐怖分子能够从事复杂的分类思维，他们的特点是，认知的复杂程度很高，而认知的僵化程度极低，这说明他们的认知并没有受到损害。因此，巴勒认为，“独狼型恐怖分子的暴力行为是由极端愤怒引发的，而这种愤怒则是由那些不合理的、广泛的、因果结合的世界观所导致的评价触发的。”

 贾等人（2019）对33名独狼型恐怖分子的研究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24人，占67%）在以前和现在都没有心理健康问题，只有1/4的人（9人，占25%）在进行恐怖袭击之前或者当时有精神健康障碍的确诊史。同时，贾等人的研究也与以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因为以前的研究发现，在独狼型恐怖分子中，精神障碍的发生频率因意识形态而异，右翼独狼型恐怖分子的精神障碍发生频率较高，而伊斯兰独狼型恐怖分子的精神障碍发生率较低，而他们所研究的独狼型恐怖分子中，大多数人是伊斯兰独狼型恐怖分子。

 不过，另一些研究者认为，独狼型恐怖分子具有心理健康问题或者精神疾病的可能性较大。科纳等人（2015）对119名独狼型恐怖分子的独特数据集和相匹配的群体型恐怖分子样本，进行了一系列双变量、多变量和多项式统计检验，结果发现，独狼型恐怖分子患精神疾病的几率是群体型恐怖分子的13.49倍，这说明独狼型恐怖分子中患精神疾病的人很多，“精神疾病与独狼型恐怖分子之间的联系比精神疾病与群体型恐怖分子之间的联系更紧密。”在范祖德温等人（2016）研究的120名独狼型恐怖分子中，发现35%的人有精神健康障碍；不过，他们也指出，这不是合格的医疗机构做出的正式诊断。利姆等人（2018）对66名独狼型恐怖分子的研究发现，有精神疾病的32人（占48%），无精神疾病的34人（占52%）。帕特里夏·科蒂（2019）对2013年4月在波士顿马拉松期间继续爆炸活动的恐怖分子塔梅兰•察尔纳耶夫（Tamerlan Tsarnaev）的研究发现，这名独狼型恐怖分子的精神病理现象与意识形态之间有密切联系，此人患有偏执狂和精神病性疾病。

 哈姆等人（2017）的研究发现，独狼型恐怖分子中不少人患有精神疾病，而且，独狼型恐怖分子的精神健康状况在“9.11”前后有所不同。在“9.11”之前的独狼型恐怖分子中，有一半人患有精神疾病；在39人中，有9人（23％）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或者双相情感障碍，7人（18％）被诊断为躁狂抑郁症，另外4人（10％）被诊断为妄想症。在“9.11” 之后的独狼型恐怖分子中，42％的人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69人中有29人），其中有13人（占19％）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或者双相情感障碍，12人（17％）被诊断患有妄想、自闭症、智障或者未分类的精神疾病。

 对独狼型恐怖分子的精神疾病状况有不一致的看法应当是正常的。首先，自身情况复杂。精神疾病是一种带有很强主观性的现象，具体表现千差万别，给准确诊断和统计造成巨大困难。其次，诊断标准不同。美国有单独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发布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其他国家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HO）编写的《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两种标准都有很长的历史。第三，诊断情况不同。不少研究中统计的精神疾病数据，往往是根据媒体报道中的描述确定的，而不是根据专业诊断做出的。第四，诊断结论差异。即使使用相同的诊断标准，不同的专家也会对同一人做出不同的诊断。例如，对于2011年在挪威杀死77人的独狼型恐怖分子布雷维克，一位专家诊断他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另一位专家诊断他患有“具有自恋特质的社交紊乱型人格障碍”（dis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with narcissistic traits）。

（二）人格特点方面

 独狼型恐怖分子具有某些人格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容易使其思想激进化，进而实施恐怖袭击。例如，一些与人格相关的特征，包括遭受欺凌、在学校或者工作中遭受失败后产生的人格变化，因养育、社交恐惧症、自闭症和抑郁症等导致的情绪崩溃（emotional disintegration），就具有这样的作用。几乎所有的独狼型恐怖分子都有类分裂型人格障碍（schizoid personality disorder），其特点是在情感、社会和其他方面的接触的减少，过度喜欢幻想、孤独的职业和自我约束；表达感情和体验友谊的能力有限；缺乏同理心，难以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去理解对方的态度和观点。他们是自恋者，对任何事情都表现出自恋症状，认为自己是周围一切事情的首创者。他们把批评看成是一种人身攻击。他们有牵连观念，认为什么事情都与自己有关。这种倾向往往使他们更倾向于隐藏自己的自恋症状。在隐藏自己的自恋症状时，他们会体验到内心空虚和无用的感觉；在公开自己的自恋症状时，他们又会表现出叛逆的态度，伴随着不耐烦。这两种情况都与孤独密切相关。他们还会表现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强烈的精神分裂样特征（strong schizoid characteristics），过度敏感、容易发怒和非常脆弱，被动攻击型人格，不自信，冲动性强，控制欲强，狂妄自大，狂热，爱发牢骚，感到自己无所不知以及虚张声势等特征。

（三）心理素质方面

 由于独狼型恐怖分子的恐怖袭击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或者宗教等方面的原因，在逐渐变得激进化的过程中，已经反复考虑过自己的信念是否恰当，行动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等，因此，他们在实施恐怖袭击之后，通常不会产生悔恨感。“没有一个独狼型恐怖分子表现出任何的悔恨，他们有极其强烈的实施其行为和表达其挑衅的愿望。”

 独狼型恐怖分子往往具有比恐怖组织更大的创造力和创新性特征。“独狼型恐怖分子是一类令人着迷而又可怕的人物，令人着迷是因为他们在思维和行动上具有难以置信的创造性和创新性，令人恐惧是因为他们经常表现得无所畏惧，使用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的暴力行为攻击他们想攻击的目标。”可以说，独狼型恐怖分子具有“比恐怖组织更大的创造力和创新性”。

 这类恐怖分子之所以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主要是由于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决策过程不受他人影响。由于独狼型恐怖分子是独自进行恐怖袭击的，他们的决策过程不受任何群体决策过程或群体间互动的影响，而这些过程或者互动有时会扼杀制定计划和采取行动时的创造力。他们可以自由地想象出他们想要的任何方案，然后据此采取行动。第二，不会考虑恐怖袭击后果。这类恐怖分子不是恐怖组织的成员，他们不会像恐怖组织那样担心如果遭到政府和执法部门的镇压后可能导致的恐怖组织覆灭的后果，他们只关心自己的行动，不考虑恐怖袭击可能带来其他的后果。如果这类恐怖分子患有精神疾病，他们更不会理性分析自己的恐怖袭击方案和行动包含的风险和招致的后果。第三，不会考虑社会公众反应。这类恐怖分子是自我运作的犯罪人，他们的一切都是自己负责，不依赖任何人提供财务、后勤或者政治方面的支持，因此，也不担心社会公众对恐怖袭击的消极反应。

四、独狼型恐怖分子的社会特征

（一）社会交往方面

 独狼型恐怖分子是独自对社会进行恐怖袭击的人，通常都是独自行动的孤独者，往往缺乏社会交往。在有关独狼型恐怖分子的文献中最常见并且反复出现的主题是社会隔离（social isolation），这是指个人由于被忽视、被拒绝或者主动退缩而与其他人失去联系的状态。

 不过，在这方面，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科纳等人（2015）的研究证实了这种现象，发现52.9％的独狼型恐怖分子在社交方面与世隔绝。哈特勒布（2020）认为，这类恐怖分子往往是孤独失望的人。“独狼最广为流传的形象无疑是‘隐形行动者’，或者是对生活感到失望的恐怖分子。”作者认为，确实存在这种类型的独狼型恐怖分子，他们离群索居，独自生活，把自己与社会隔离起来，邻居往往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的孤独可能是暂时性的、情境性的，也有可能是长期性的，这样的孤独往往与他们无法信任任何人，患社交恐惧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或者妄想症，在工作或者个人生活中遭受失败，童年时期的创伤经历等有关。

 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独狼型恐怖分子并不是“孤独”的。例如，巴特·舒尔曼等人（2018）认为，独狼型恐怖分子中一般不存在孤独思想；大多数独狼型恐怖分子保持着社会关系，这对他们采用和保持从事恐怖型暴力活动的动机与能力至关重要；在他们研究的独狼型恐怖分子中，62%的人与明显激进的人员、极端主义分子或者恐怖分子有联系，33%的人与那些被看成是激进的、极端主义的或者恐怖的组织的领导人或者权威人物有交往，31%的人在生活的某个时期被看成是激进的、极端主义的或者恐怖的组织的成员或者参与者。阿格尼丝·汉克斯（2018）的研究发现，近年来在欧洲进行严重恐怖袭击的所有独狼型恐怖分子，都与叙利亚伊斯兰国的中心及领导人中的一个或者最多两个有联系，他们从那里得到意识形态、后勤和资金方面的支持，这与流行的独狼型恐怖分子的观点不吻合。在贾等人（2019）所研究的独狼型恐怖分子中，没有搜集到7名恐怖分子的相关信息；在其余的29名独狼型恐怖分子中，13人（36%）在进行恐怖袭击时处于社会隔离状态，而且，其中的7人还有精神健康障碍。 

（二）网络利用方面

 充分利用网络是当代欧美独狼型恐怖分子的重要特点。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在给人们的建设性活动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给独狼型恐怖分子提供了犯罪方面的有利条件，使他们更有可能利用网络达到目的。正如史蒂芬•爱默生（2006）指出的，“互联网是一种全球性交流媒介，它为恐怖分子及其组织提供了一种通常是匿名的、即时的方式，使其通过发送信息、图像、情报、金融交易、操作指令、培训材料以及任何种类的信息，促进其目标的实现。”

 从独狼型恐怖分子与互联网的关系来看，他们主要从四个方面利用互联网：

 1.接受影响

 独狼型恐怖分子的极端思想和激进化过程深受互联网的影响。独狼型恐怖分子并不是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条件下独自形成极端思想和完成激进化过程的，他们逐渐变为独狼型恐怖分子的过程深受互联网中相关内容的影响。而且，互联网中传播极端化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并不一定是由个别恐怖分子自发进行的，而有可能是恐怖组织密谋策划和精心实施的。“右翼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恐怖主义内部的新一轮独狼浪潮，与网络平台、网站、博客和聊天室有很大关系，这些平台精心培养极端主义。‘基地’组织几年前就开始了招募行动，目的是改变战略，以便在动摇西方国家年轻人的过程中，让他们接受自杀型炸弹袭击的想法。”“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已成为独狼型恐怖分子讨论和培养激进观点而不会被情报机构察觉的避风港。实际上，伊斯兰国使用‘电子圣战’的概念来鼓励他们的同情者和追随者积极参与社交媒体的活动，特别是积极利用即时通讯软件‘电报’（Telegram）和‘推特’（Twitter）。” 

 2. 发表观点

 互联网也是已经形成极端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独狼型恐怖分子发表其观点的重要平台。这类恐怖分子不仅针对所选择的目标发动恐怖袭击，而且在实施恐怖袭击的前后和期间，通过互联网发表他们自己的观点，表达他们的诉求。例如，挪威的独狼型恐怖分子布雷维克就是如此。在发动袭击前五天，他在微博服务网站“脸书”（Facebook）和“推特”上开设了帐户，向全世界介绍自己是一个基督教保守派，对共济会制（Freemasonry）和健身有兴趣；他在提供这些信息的同时，还附上了一组自己穿着共济会盛装、生物危害防护服和潜水服的照片，后者诡异地预示着他在于特岛进行恐怖袭击时穿的衣服。在发动袭击前6小时，布雷维克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支持仇视伊斯兰教，鼓励对穆斯林的暴力行为。在奥斯陆引爆炸弹前90分钟，他向1000多个电子邮件地址发送了1518页的剪贴汇编《2083年：欧洲独立宣言》（2083: A Europe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这份宣言是他花了三年时间才完成的，他认为这份材料很好地表达了他的世界观。他想利用网络及电子媒体，使他的极端思想产生最大的影响，既要有“实际行动”，也要有“言语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一场“无领导抵抗”（leaderless resistance）的网络浪潮中，推动了年轻一代的支持者和潜在的模仿者，而互联网是他们的主要沟通工具；互联网的结构使它成为进行无领导抵抗运动的完美媒介。

 不仅布雷维克这样，很多其他独狼型恐怖分子也是这样。独狼型恐怖分子在进行恐怖袭击的过程中发表观点的这类活动，被称为“散布意图”（broadcasting intent），又称为“渗漏”（seepage）、“发信号”（signaling），这是在独狼型恐怖袭击过程中经历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独狼型恐怖分子可能在身体上与社会隔绝，但在同时，他们通过网络发布威胁言论、信件、宣言，或者进行录像宣示，以此与他人沟通。这类活动可能发生在发动恐怖袭击前的几周、几天、几小时甚至几分钟。

 3. 策划袭击

 网络也给独狼型恐怖分子策划恐怖袭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独狼型恐怖分子可以容易地利用网络搜寻最有价值的恐怖袭击目标，了解袭击目标各方面的详细情况，甚至利用高技术监控袭击目标的活动情况和实时状态；了解可以利用的各种便利条件，包括使用什么样的武器或者工具最有可能实现预定目标等。由于网络中披露的大量信息，使得独狼型恐怖分子能够预先精心策划，进行各种准备，这会大大增强其恐怖袭击获得成功的概率，因而也会增大恐怖袭击的危害程度。从当代独狼型恐怖分子策划恐怖袭击活动的情况来看，互联网已经变成了他们策划活动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工具。

 4. 相互鼓励

 网络也变成了独狼型恐怖分子在策划及实施恐怖袭击之际互相鼓励的重要工具。独狼型恐怖分子虽然在策划袭击、采取行动等过程中独自行动，不一定得到恐怖组织和其他恐怖分子的实际支持和具体帮助，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网络进行精神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相互鼓励和影响。甚至在某个独狼型恐怖分子实施了恐怖袭击之后，也会从网络中得到其他恐怖分子的有力支持和各种鼓励。例如，挪威的独狼型恐怖分子布雷维克在发动恐怖袭击后，一个名为“瑞典国家社会主义者”（A Swedish National Socialist）的博客中写道，“布雷维克是我的英雄……我为一个白人的和非多元文化的国家而战！我是白人我骄傲！”

五、独狼型恐怖分子的意识形态特征

 意识形态（ideology）通常是指有关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观念体系。这种体系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学说，而有很强的实践性，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的人，总想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变为现实，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改造社会。同时，意识形态往往与宗教有密切联系，不过，它不是宗教理论，宗教是非现世的，它通过信仰和崇拜拯救和净化人的灵魂；而意识形态是现世的，它诉诸团体、国家和阶级；宗教讲启示，而意识形态则讲理性。独狼型恐怖分子的活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恐怖袭击往往是实现其意识形态的方式。

 独狼型恐怖分子接受和形成意识形态的过程有不同的情况。他们接受和形成意识形态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变得激进化的过程，有多种因素会促进这种过程。贾等人（2019）的研究发现，14名独狼型恐怖分子（40%）通过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变得激进化，4名独狼型恐怖分子（12%）在监狱中变得激进化，3名独狼型恐怖分子（9%）通过个人网络变得激进化，2名独狼型恐怖分子（5.5%）通过社区网络变得激进化，另外2名通过联系恐怖组织变得激进化；还有10名独狼型恐怖分子的激进化过程（28%）不清楚。哈特勒布（2020）的研究也发现，独狼型恐怖分子通过在社会态度和趋势中表达出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同情，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多种形式的“媒体接触”，以及与适当组织和“具有相似观点的人”的个人联系，发展其意识形态。

 独狼型恐怖分子的意识形态复杂多样。在过去，欧美国家的独狼型恐怖分子往往是具有伊斯兰意识形态的人，后来，持有极右翼意识形态等的独狼型恐怖分子逐步增加。利姆等人（2018）对66名独狼型恐怖分子的研究发现，数量最多的是具有宗教意识形态的人（24人，占36%），第二多的是具有右翼意识形态的人（11人，占24%），然后依次是单一问题意识形态者（5人，占8%）、左翼和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者（3人，占5%）、民族分裂主义（ehnonationalist and separatist）意识形态者（2人，占3%）以及其他意识形态者（18人，占27%t）。贾等人（2019）的研究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即大多数独狼型恐怖分子（27人，占75%）持有激进的伊斯兰观点，第二常见的意识形态是右翼意识形态（4人，占11%），其他还有反穆斯林意识形态（2人，占5.5%）和反犹太意识形态（1人，占2%）；同时，大多数伊斯兰意识形态导致的恐怖袭击发生在法国（12起，占33％），其次是德国（8起，占22％）和英国（3起，占8％）。在右翼独狼型恐怖分子实施的另外4次右翼袭击中，有2次是针对德国的，2次发生在瑞典和英国。

 对于挪威的独狼型恐怖分子布雷维克的研究发现，他是一个在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驱使下进行恐怖行为的犯罪人。他是许多著名的右翼、反穆斯林或反移民博客作者与作家的特别拥护者；在其《2083年：欧洲独立宣言》中，他描述了在欧洲大陆上前进的穆斯林部落与当地的基督教居民之间展开的战争，也列举了十年来穆斯林青年袭击他的9个具体案例，这表明他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充满相当强烈的个人愤怒；他把自己看作是为基督教而战的十字军战士，是正在被穆斯林群众压倒的欧洲认同（European identity）的捍卫者，而把欧洲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看成是对手。

六、结 语

 综上所述，从世界范围内独狼型恐怖分子的特征研究可以看出，其个体情况复杂、与世隔绝、孤立无援的本性使得他们作案随机、易于复制、隐蔽性极强，长期以来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和情报机构面临的棘手问题，给预防、侦查、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和矫正恐怖分子等工作带来极大地挑战。及时分析当代国际上独狼型恐怖分子的特征，对我国打击和预防独狼型恐怖主义的威胁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面临的独狼型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来自于国际分裂主义势力与国际恐怖主义挑衅，结合当前世界独狼型恐怖分子的特征，我国有必要尽早采取综合的应对策略，包括法律的、技术的、政治的和外交等防控对策，积极加入国际反恐合作战略，切断恐怖主义犯罪的根源，动员各方力量，建立新的国际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维护社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