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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为谋取暴利，欲以法院司法网络拍卖平台为渠道销售玉石，后许法院工作人员以好处，双方内外勾结，成功实施虚假民事诉讼后，通过司法网络拍卖平台卖给竞买人，严重妨害司法秩序，严重侵蚀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案件涉及虚假诉讼犯罪与行贿犯罪是否应当数罪并罚问题值得探究。

一、基本案情

 2021年7月，被告人薛某某、杨某甲、杨某乙、李某共谋利用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拍卖玉石器件等进行牟利，通过杨某乙联系其战友原公安局辅警孟某某、某县居民林某甲、林某乙及原法院工作人员刘某某，预以林某乙拖欠薛某某玉石货款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为顺利实施上述行为，薛某某、杨某甲、杨某乙、李某许诺给予刘某某、孟某某40万元好处费。

 2021年7月26日,薛某某以林某乙拖欠其556万元玉石货款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刘某某主持双方达成诉前调解。后薛某某以林某乙逾期不履行调解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为由，申请强制执行，由刘某某主持双方达成执行协议。后通过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共拍卖玉石1500余件，价款500余万元。期间，薛某某、杨某甲、杨某乙、李某先后分五次送给刘某某、孟某某共计35万元。

二、本案涉法情形

 从案情介绍可看出，本案薛某某、杨某甲、杨某乙、李某涉及虚假诉讼行为和行贿行为，涉嫌虚假诉讼罪和行贿罪。审查起诉时，对四人所涉犯罪最终定性上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四被告仅构成虚假诉讼罪或行贿罪中一罪，应当择一重罪处罚；一种认为四被告同时构成虚假诉讼罪和行贿罪，应当数罪并罚。

（一）认为四被告仅构成虚假诉讼罪或行贿罪一罪，应当择一重罪处罚，理由是如下：

 四被告为实施虚假诉讼而向法院工作人员行贿，虚假诉讼是最终目的，行贿是手段，两行为是牵连行为，行贿行为应当被虚假诉讼行为吸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诈骗罪，职务侵占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贪污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可以看出，实施虚假诉讼行为，同时构成诈骗、职务侵占、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罪的，择一重罪处罚。可见，本案中，虚假诉讼罪和行贿应罪当择一重罪，是法定的一罪。

（二）认为四被告同时构成虚假诉讼罪和行贿罪，应当数罪并罚，理由如下：

 本案中，四被告实施虚假诉讼的根本目的是获取高额收益，同时，为顺利实施该虚假诉讼行为，向法院工作人员许以好处费，利用法院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虚假诉讼行为侵害“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秩序”这一法益，行贿行为侵害“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这一法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行贿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与行贿犯罪实行数罪并罚”，可见，本案中，虚假诉讼罪和行贿罪应当数罪并罚。

三、笔者观点

 本人赞同第二种观点，亦认为本案四名被告人同时触犯虚假诉讼罪和行贿罪，应当数罪并罚。正如上述第二种观点所述理由，本案四名被告实施了“虚假诉讼”和“行贿”两种行为，侵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秩序”和“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两种法益，系两类不同的犯罪行为，四被告以“虚假诉讼”为手段获取高额收益这一行为已经构成虚假诉讼罪，同时实施行贿犯罪行为，虽然两类犯罪行为在案中存在牵连，但在刑事法律评价上，我国最高司法部门已明确规定数罪并罚，这也符合党中央“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斩断‘围猎’与甘于被‘围猎’利益链、破除权钱交易关系网”精神。具体理由如下：

 1.本案中，四名被告人为谋取高额收益，实施虚假诉讼行为，可以说虚假诉讼是四被告获利的手段，四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受理，该虚假诉讼犯罪即告既遂。同时，四被告为使虚假诉讼这一行为顺利实施，以“分红”为名给予法院工作人员金钱，这种“分红”行为不能等同于正常商业行为中合伙人的“分红”，这种“分红”是建立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便利之上的，在司法实务中，按行贿犯罪处理已无争议。该行贿犯罪从行受贿双方就行受贿内容达成合议之时起，无论是行贿方交付财物，亦或是受贿方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都可以视为该行贿犯罪已着手，即告既遂。

 2.至于有人依据两高《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认为虚假诉讼罪和行贿罪应当择一重罪处罚，是法定的一罪。这种认知显然不符合我国刑事法律理论中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是对司法解释的类推解释，得出的结论超出了司法解释涵摄范围，有违立法本意。首先，该解释第四条规定“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可以看出，虚假诉讼行为人犯罪动机是“非法占有或逃避债务”，可理解为“侵财”的主观目的。主观上为“侵财”，客观上实施“侵财”手段-即“虚假诉讼”，按照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是典型的一行为触犯数罪名，按一罪处理更为适宜，上述司法解释也予以确认。本案中，从上文论述可知，四名被告实施了两个行为，虽有牵连，但两行为目的不同，结果不同，侵害的法益亦不同，按照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应当分别作出刑事法律评价，这也符合行贿犯罪相关司法解释要求。其次，《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择一重罪仅限于“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这一主观目的，不能类推解释涵盖“为谋取非法利益”的主观目的，第一种观点显然是将主观目的作出了类推解释，是现行现行刑事司法所禁止的解释方法。最后，如若依据《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择一重罪处罚，就会出现与“《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相冲突的情形，造成法律体例矛盾。

 综上所述，本案中，四名被告按照虚假诉讼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即符合现行法律体例要求，也符合刑事司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