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权推荐SHANGQUAN RECOMMENDATION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上周在西北政法大学举办的刑辩高峰论坛上，我发言提出了近年来我国刑事辩护的三种模式，引起了一些律师朋友们的关注和共鸣。今天这个单元的主题也是谈刑辩的新发展，借此机会重申我的观点并再做一些补充延伸。

基于对刑辩制度发展的观察，我的基本观点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全面深化，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也发展迅速，形成了三种样态和模式，并极具中国特色。

1996年刑诉法修订，初步引入了控辩式审判方式，遗憾的是，当时的立法引入较为浅表，缺乏制度内核支撑，因而控辩无法真正对抗。近年来，新一轮司法改革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目标，尤其是开启了庭审实质化的改革。经由审判中心主义和庭审实质化改革，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初步成效：1、辩护全覆盖强化了诉权保障，使得审判阶段辩护率明显提升；2、“三项规程”制定实施，使得庭审程序更加规范化、中心化；3、证据规则持续完善，使得庭审调查更加专业化和精细化。

这个改革直接促进了刑辩制度的发展，使得控辩对抗性加强，对抗性辩护的样态开始显现，具体表现为五点：1、控方单方举证现象打破，辩方举证率有所提升；2、四类证人开始出庭作证，庭审人证调查质证率有所提升；3、排非程序的申请率、启动率和排除率有所提升，辩方拿起了程序制裁武器；4、法庭对辩方质证意见的采纳率，判决对辩护意见采纳率均有所提升；5、律师广泛利用自媒体和庭外言论，在法庭之外与控方展开对抗。

2016年以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出台，标志着中国版认罪协商制度的建立，辩护制度随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至少有三个方面：1、辩护场域变化。辩护场域的重心前移，从注重庭审辩护变为注重审前程序，尤其是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2、说服对象变化。辩护的说服对象以前主要是法官，现在变为了主要说服检察官和被害人。3、辩护内容变化。认罪案件，辩方放弃无罪辩护，辩护内容变为认罪协商意愿表达、认罪认罚自愿性维护、强制措施变更或解除和量刑减让问题。4、辩护方式变化。以前辩护方式是单向输出，律师辩，法官只听，现在是双向交互，辩方与控方协商交涉。

因此，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下，辩护的目的不再是反驳和推翻指控，而是通过与控方的沟通协商，谋求量刑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尽快终结诉讼程序，从而呈现出协商性辩护的样态。并且，由于认罪认罚案件的绝对占比优势，协商性辩护成为了当前最主流的辩护模式。

2018年《监察法》开始实施，经由监察体制改革，加强了党对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构建了统一高效的监察体制，也形成了反腐的合力。与此同时，监察体制改革对刑事辩护制度的影响也极大，集中表现为三大难点：1、职务犯罪案件监察调查辩护覆盖难。监察调查阶段与刑事诉讼形成了程序区隔，使得辩护权行使失去制度支持，辩护难以介入。2、职务犯罪案件辩护权行使难。由于监察机关的特殊性、监察调查的封闭性、法法衔接的不畅等多种复杂原因，使得职务犯罪案件辩护权行使出现诸多不畅：如申请变更或解除强制措施；查阅、复制监察调查同步录音录像；搜集、调取监察证据难；申请调查人员出庭困难；排除非法证据，都面临较大困难。3、职务犯罪的有效辩护难。一方面，移送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在事实认定、证据表现和办案程序上都较为扎实规范。加之监察机关的特殊性，留给诉讼做无罪辩护、证据辩护、程序辩护的空间十分有限，导致对抗性辩护的效果大为削弱。另一方面，《监察法》上对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的条件设置存在拔高和模糊的情况，实践中，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仍然存在种种顾虑，即使认定认罪认罚，也存在量刑协商的过程不畅，量刑从宽的效果打折的现象。

因此，基于职务犯罪的辩护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辩护存在种种难点，可以把职务犯罪的辩护称之为“妥协式辩护”。

针对这三种司法改革下的辩护样态，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首先，对抗性辩护能否持续发展。对抗性辩护的出现，直接受益于审判中心主义和庭审实质化改革。但是毋庸讳言，这两项改革都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刚才提到的对抗性辩护一些关键指标的变化提升，大多是在改革试点期间，是否能常态化维持，值得追问。总体而言，控辩对抗的基本结构和底层逻辑机制还未真正建立，控辩对抗性还很弱，所谓的对抗式辩护，还处在较为初级的阶段。另外，当前审判中心主义和庭审实质化改革似乎遇到了一些瓶颈和障碍，如果改革难以继续深化推进，对抗性辩护能否持续发展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其次，协商性辩护能否真正建立。协商性辩护的兴起，完全基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强力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人为式改革，并非自下而上的自发式改革。改革初期出现的制度适用内驱动力不足的问题并未解决。一旦强力实施的机制减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是否能持续稳定，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另外，真正的协商式辩护，其实是脱胎于对抗式辩护。从认罪协商制度兴起的原因和过程来看，正是因为对抗制诉讼发展到了一个相当发达的程度，出现反噬现象，才产生避免诉讼对抗的诉讼协商。因此，认罪协商制度本质上其实是脱胎于对抗制的，是“司法竞技主义”的产物。诉讼对抗制中的控辩地位平等、权利平等、信息平等在各取所需的诉讼协商制中显得更为重要，否则协商不会真正发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律师界普遍反映的协商难的问题与此不无关系。我们在20年前引入对抗制，却并未真正建立对抗制的内核。20年后，我们又引入了协商制。在缺乏对抗制内核的诉讼体制中，生生地嵌入协商制。在对抗制发展不够充分和发达的情况下，协商制能否真正生更落地，协商式辩护是否能真正建立，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最后，妥协性辩护如何突破困局。职务犯罪虽然在刑事案件总量中的占比不大，但却是刑事司法中非常重要一个领域。在刑事司法辩护全覆盖和有效辩护大力推进的背景下，职务犯罪案件却呈现出辩护难以覆盖以及有效辩护难以实现的现象，这个问题值得关注和深思。如何在保障监察体制改革方向和目的的同时，改善职务犯罪的辩护生态和效果，是对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双重考验。

来源：中国刑诉法研究会刑事辩护专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