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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司法中的重大分歧要协调。

但我的问题是事实问题能协调么？

是不是这个人干的怎么协调，证据充分与否怎么协调，被害人是否有过错就能够协调了？

我不明白怎么样协调能够让不充分的证据变得充分起来，让合理的怀疑就排除掉了。

所以我以为证据事实的协调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但偏偏协调案件的时候也经常的要遇到证据和事实问题。

因为敏感复杂案件的复杂之处，往往也在于事实证据的婆娑迷离，基本很少有脱离事实证据之上的纯而又纯的法律问题。

很多法律问题都要以证据如何判断，事实如何认定为基础，否则关于法律问题讨论都是虚妄的。

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将事实问题协调明白呢？

我觉得很难，非常难。

在协调事实问题的时候，往往是通过听汇报，即使是带卷汇报，往往也不看卷，而只是偶尔在纠缠一些细节的时候，才让承办人翻开某一份证据看一下。有视频证据的，如果领导认真的话，会挑一些最关键的片段大家一起看一下。但很多也还是不看，只是让承办人描述。

汇报的书面材料也要求提供了，但能拍板的人往往是不看的，只是听，偶尔的翻两眼。

不能拍板的人会看，但看得程度也没有保障，偶尔插两句言，问一两句问题。

然后相关人员就开始表态，这种表态多半也是根据现场汇报时听到的，能够部分理解的一部分内容就开始说，不一定说得多完整，说一两个观点，笼统表达一个态度就可以了，时间关系也容许你展开说。实在没听明白就同意承办人意见也可以。

主要是也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没听明白，或者很多地方没跟上，自己溜号了，或者应该看的材料而自己又没有看。没有人会承认这一点，而且也没有人会核实这一点，自然也就没有必要跟自己较劲。反正知道自己也听不了。

拍板的人虽然最后握有决定权，应该认真一点，应该提前多准备一些功课，而且承办单位也提供了最充分的素材，但就是没有时间来全面掌握材料。因为想要充分细致的掌握材料真的要非常费时间和精力。

拍板的人除了为这个案件要拍板，还要为很多案件和事情要拍板，其他的案件和事情可能更重要，对自己的前途关系更加重大，对自己业绩的影响更加直接。

这个案件虽然对承办人很重要，对当事人十分重要，对承办单位也挺重要的，但对不起对拍板人自身并没有那么重要，谁还不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分配时间呢。

而且即使拍板人想要充分了解案情，他也不具备亲历性的经历去与当事人接触，去全身心的反复审阅案卷，事实上连汇报材料都不一定有时间看。

往往是，开会之前都不太知道这个案子，全靠开会的时间现听。

但是由于多年的经验积累，即使现应付也没有问题，也可以说出很有水平的意见，虽然不一定很深入，但大局和宏观都考虑到了，站位足够高。

只是对细节没有那么的了解，但是谁没有一个直观的感觉呢，在决策案件的时候谈感觉就行了，也是八九不离十的，如果同意承办单位的意见，那也十分容易顺水推舟。

如果否定承办单位的意见，还多少可以找到一两个理由，毕竟其他人已经说了那么多，只要从中选择一两个靠谱一点的演绎发挥一下，谁也说不出什么。

最重要的问题是，即使你不同意，你也不敢说出什么。

对于事实问题的协调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恐怕是上下流程的单位之间存在一些意见问题，比如同样的事实证据问题，侦诉审之间的看法不一致，也许是两方的意见不一致，也许是三方的意见都不一致。

也就是同样的事实和证据，不同承办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都是亲历的，但他们有着不同的理解，也都有各自的理由。

那怎么协调他们之间的观点，从而同意一方而否定另一方面。

凭什么一直一方构罪的意见，否定不构罪的意见，或者相反呢？

既然协调人或者拍板人并没有亲历性的进行审查，甚至都没有提前做好功课，那他又如何取舍事实呢？

因为事实问题并不像理论问题，可以有一套演绎的逻辑，去不断分析和推演。

事实问题是非常现实的，往往是一是一，二是二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你再分析也还是没有。

而且脱离了事实和证据的分析，即使天花烂坠也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事实和证据最忌讳飘着说，那就成了说故事，把一说二，把二说三，把证据不构，说得好像是构了，但是开庭的时候还是没要啊。

但是协调会并不是开庭，并不会那么研究，要求提供证据的出处，并出示原始证据，往往充满了对证据的演义和描述，这样就容易成为艺术化的加工，让事实失真，让证据被描述错了。

而由于没有法庭规则和证据规则的约束，再加上主持会议的人也不了解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也不会制止这种错误描述和篡改。

如果这些添油加醋的话，被领导听进去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就此拍板，就相当于误导了领导。而领导也不会承认自己被误导，领导在拍板的时候也不负有说理义务，并不会像判决书一样描述自己所依据的证据，所认定的事实，所采纳的依据，以及不采纳意见的理由，领导没有义务跟你说这些。

也就是决策过程其实是一种黑箱状态，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其实自由心证也是一种黑箱状态，你也不知道法官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能够约束的只有他形成认知的过程，比如不能先入为主，所以要坚持无罪推定，法官要保持中立，要有回避制度。

法庭上要明确的庭审规则，控辩双方根据规则发表意见，进行法庭调查，要出示原始证据，被告人要当庭陈述，要尽量让证人出庭，要体现庭审的实质化，要贯彻证据裁判原则，而这些其实就是自由心证的形成环境。

经过这些环节，让控辩双方相对公平，充分激烈的阐述了意见，并将证据集中在法庭上展示出来，就可以保证法官能够尽量平衡的接受双方的信息。而且还要组成合议庭进行合议，复杂案件的合议庭会更多，就是避免一个人的偏狭影响了复杂信息的判断。

但是协调会并无法保障这些庭审规则，既不能保障亲历性的审查了解一手信息和证据，也不能保障出示的是原始证据，没有得到篡改，也没有公平合理的庭审规则让协调过程尽量公允和充分。实践中越是高层级的协调会，说得越不充分，越没有时间把事情说清楚。

这些种种的规则局限性，事实问题其实是无法协调的。

应该尽量避免协调与事实证据有关的问题，从而避免陷入无规则的决策黑箱状态，从而导致公正失去保障。

来源：刘哲说法

       作者：刘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