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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难就难在它是一种冲突的艺术，而冲突最容易产生零和博弈的效果。

 

也就是非此即彼，要么是被害人满意，要么是嫌疑人满意，想要都满意很难。

 

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让两方面都不满意。

 

其实是三个方面，还有关切案件的观众也不一定满意。

 

都不满意显然不能说是公正的。

 

但是同样，公正也不是简单的满意不满意的事。

 

公正应该有一套相对客观的标准，而不是全凭主观来打分。

 

显然对于被追诉的嫌疑人和被告人，因为其自身利益面临的损失，难以要求对其一边判刑一边还要求对司法表示满意。

 

这对嫌疑人和被告人要求太高了，必须完全不计个人得失的超然物外。

 

如果真要能做到如此境界，那又怎么可能犯罪？

 

当然说这话的时候，很有可能犯了有罪推定的错误。

 

因为，我凭什么就认定人家一定犯了罪，即使是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法院判决之前也是无罪之身。

 

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冤错案件和判决无罪案件是极少数的，因此有罪仍然是大概率的事件，而不是相反。

 

因此，对于大概率有可能定罪处刑的人来说，也让其对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满意这也是有些强人所难的。

 

这也是警察、检察、法官并不随身携带客服满意度按钮的原因，司法质量的任何评价机制都没有要求案件质量必须嫌疑人、被告人说行才算行。

 

那是不是被害人的话语权可以更大一些，因此被害人毕竟不是被追诉的人，他们的利益只是被损害的利益，他们只是要讨回公道，这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想象，被害人往往急于要个结果，有时候会忽视结果的准确性，人们在愤怒面前容易失去理智。

 

比如抓到的这个嫌疑人，可能未必就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就有可能抓错了，可能证据存疑起诉不了，但往往也不是任何有罪证据都没有，只是起诉的标准还达不到。

 

你做不起诉的时候，往往被害人就急了，会质疑你：谁叫你把人放了的，那我不是白背打了么或者白被骗了么，这背后一定有猫腻。

 

起诉的证据标准到底是什么？

 

一般的被害人很难理解，他只认他的钱要回来没有，他受的损失总该有人来承担责任。

 

他也很难理解诉讼程序中，起诉不了这个，还可以继续侦查起诉别人，因为这个周期太长。

 

他会觉得你不起诉就意味着不管他的事了，让他的损失无人问津了。

 

实践中，其实无人问津也确实不少。

 

你的不起诉想要让人理解，你要说到的就是让被害人明白不起诉之后，不是没人管他，还是有人管他，案件还在继续侦查。

 

是真的在侦查，而不是敷衍他。

 

这必须要有一个制度性的安排，有细节上的衔接，让被害人在暂时处理不了的情况，不至于对司法失去信心，从而产生焦虑的情绪。

 

这显然不是检察机关一家的事，更不是检察官一个人的事，也不是简单的释法说理能够解决的，而是一种负责到底的体系安排才能够解决。

 

所以，心悦诚服不仅仅动听的言语、耐心的态度，而是制度性的追踪安排，这是整套司法的可信赖。

 

就比如说顺丰快递，我们认为其相对可靠，并不是其个别人快递员态度好，而是整个系统可追踪，可沟通，可处理。

 

真正的满意一定是系统性的，而不是局部的。

 

局部只是偶然的，只有系统才是长期稳定可靠的。

 

因此，我们预期追求某一个个别司法官的耐心和和蔼可亲，而是整个体制稳定高效。

 

在这个稳定高效的体制之中，你在任何一个角落接触到任何人都是可信赖的，不会因为地域、层级、部门而产生任何的变化。

 

如果接待你的人态度很好，但是办案的人就是不干活，你还是无法接受。

 

或者办案的人干活了，但是他们亲历性的审查意见无法得到批准，也不可能获得满意的结论。

 

除了当事人之外，公众的态度也很重要。

 

但是公众有的时候并不了解案件的真相。

 

有的时候真相其实可以让公众满意，但司法官被要求不得阐述真相。

 

那么真相就会从其他渠道被阐述，比如辩护人、旁听人员、被告人和被害人的亲属以及其他知情者。

 

但这些人有些对案情的了解并不全面，他们只是从他们这个侧面对案件进行解读。

 

那么这个信息并不全面的解读，显然不能反映案件全貌，也就是不能产生一种客观公允的评价结果，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

 

公众一定被误导就可能被纠正。

 

如果这不能让公众满意，这又能怪谁呢？

 

怪那些被困住手脚的司法官，怪那些困住他们手脚的人？

 

他们其实有一种担心，那就是他们害怕他们对案件信息的纰漏可能带来舆论的负面影响，也就是他们害怕公众对真相的承受力。

 

他们只给出一些非常概括的事实，公众当然地对案件的细节更感兴趣。

 

媒体也非常了解这种基本的传播规律，因此一定要在观众关注的兴头上深挖案件的细节信息。

 

负责任的媒体固然可以比较全面的获取信息，但也有些媒体报道未必下那么大功夫核实调查原始证据和事实，往往也就是通过一些片面的信息源获取的偏听偏信的结果。

 

这样一来，虽然有些报道有细节和事实，但这很可能是不全面的，是断章取义的。

 

想让人心服口服，没有一个客观全面有血有肉的事实是很难让人信服的。

 

因此，司法机关对案件信息的披露制度是让人心悦诚服重要制度性安排。

 

必须让公众了解事实全貌，他们自然可以做出判断。

 

也许他们还不满意，那就是我们本身工作不到位。

 

但是如果我们工作做到位了，即使案件的处理只能如此，公众也可以接受，因为任何人通过事实和证据都可以得出大致的结论。

 

最怕的就是，信息披露过少，甚至披露假的证据和事实，这就会产生阴谋论的怀疑从而遭受长期质疑而很难翻身。

 

对被害人和公众都有了制度性安排，那么什么样的制度性安排能够让嫌疑人和被告人满意呢？

 

我觉得没有任何制度能够保证让嫌疑人和被告人满意，因为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自己犯下的错误。

 

他们明知自己铸成大错，但他们就是不愿意面对自我。

 

此时，我们态度再怎么好可能都无济于事。

 

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并不是要求他们全部满意。

 

我们只要求那些正直的被告人满意就够了。

 

以正直的被告人为基础，我们怎么设计让人满意的诉讼制度？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程序正义，也就是我们尽量保证程序完整，权利保障到位，该辩解让你充分表达，程序公开透明，一审不满意可以上诉，让你在程序上挑不出任何瑕疵。

 

实体结果却是有一个主观判断的问题，但是程序更加刚性，让你看得见摸得着，这些都到位的话，也会使得实体裁量确保在一个相对公正的环境。

 

这种程序正义保障的公正环境为实体公正奠定了基础。

 

这种环境下产生的正义，也就更加容易让被告人接受。

 

因此，程序正义是让被告人心悦诚服的基本诉讼制度保障。

 

让人心悦诚服主要其实不是态度的问题，主要是制度的问题。

 

有了好的制度，好的态度、好的过程、好的结果才会有切切实实的保障。

 

心悦诚服，真正服的是好的司法体制。

 

 

 

 

来源：刘哲说法

作者：刘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来源：刘哲说法

作者：刘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