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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法律适用问题请示答复的规定》，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不得就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提出请示。此前，检察机关也有类似的规定。

正式汇报不行了，有人就想出了变通的方法，也就是在调研、开会、座谈的过程中顺便汇报，然后上级机关也顺便表态。

你要说这是汇报吧，人家说这是开会调研，你要说这不是汇报吧，他实际上已经汇报完了。而且汇报之后的指导意见，会直接影响下级案件处理的走向，有些审委会对这些指导意见作为重要的决策依据，基本都选择同意上级的指导意见。尤其是部门的意见被上级院指导意见同意之后，就更是没有多少反对的空间。而下级院的意见在仓促之间又很容易获得同意。

而这些汇报的案件当然的，基本的都是证据和事实有争议的案件。两高关于请示的文件明确禁止汇报事实证据问题，就是因为事实证据问题必须遵循亲历性原则，在司法责任制框架性进行审查才能得出结论，不适合通过请示汇报的方式解决。

即使对于带卷汇报，详细汇报，也未必能够明了事实证据的问题，因为听汇报的人无法完成亲历性审查工作，而且不是作为承办人也无法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因此从司法规律上存在明显的障碍。这是在单独汇报，详细汇报的情况下，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现在绕开明确禁止的单独汇报，搞顺便汇报，用会议调研的间隙这种边角余料的时间，仓促紧张之间念叨几句、提几句，不是更加不能得出审慎的结论。无论是汇报还是指导都是极为不妥当的。这属于绕开请示文件的规避行为。

当然我们也理解这种汇报存在一定的动机，那就是解决责任问题。下级办案多，容易犯错。一旦犯错，就要被纠正，承担责任。这是基层所无法承受之重。

而实践中需要解决的往往是事实证据问题，而不是法律适用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事实证据有点争议的案件就需要一个出口。要么是基层决策层直接拍，这就面临一个风险直接承担的问题，这显然是不愿意的。

这种不愿意就会迫使承办人和部门层面，一定要向上请示。即使直接请示被拒绝了，也要想办法间接请示，变通方法进行请示。如果实在请示不上，就会被认定为沟通能力有问题。

而且从承办人和部门层面，自然也希望得到上级院的“指导”。

尤其是案件证据事实的认定可能存在诉讼风险的情况下，因为追究责任的仍然是上级部门。如果上级部门当初同意了承办人和部门的意见，那么下一步即使认定为案件质量问题也不好多说什么了。

也就是即使责任被追究的时候，也存在一个责任分担问题，承办人和部门在复查报告中可以说这是上级指导过的。

不管你是正式的指导，还是不正式的指导，不管你是单独听取汇报，还是顺便听了一耳朵，这都并不重要。

只要你听了，同意了，下级的责任就小很多。即使听了，没有表示同意与否，下级也可以在审查报告记录上级表示同意，或者没有不同意见。而这一点，上级也不能完全否认，因为谁也没有会议的录音，没人可以说清当时的情况。

唯一的方法就是方法就是严格落实请示文件的规定，那就是不得请示。这个不得请示，不限场合和方式，也就是不得变通请示，间接请示，顺便请示。

因为顺便请示，要比此前正式请示和单独请示还要背离司法亲历性的原则。证据问题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的么？三言两句就把一个复杂的、有争议的问题说清楚了？

这其中显然省略掉了极多的重要信息，更加容易为个人进行取舍，然后让上级同意这种取舍。

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极容易发生误判。

顺便汇报就是容易产生误判的一种汇报。

顺便汇报得多了，顺便同意的多了，就必然意味入坑增加，不仅没有发挥指导把关作用，反而变成一种无原则的背书。

能够听取顺便汇报，能够进行顺便指导的上下级往往是关系比较熟识，不太熟也不好这样干，人家也未必会会听，会表态。

这种通过熟识而进行的表态，与其说是对案件的表态，更多的是对人情面的表达，是一种无原则背书。

既然如此，这不跟没有汇报一样么？

当然显然也不一样，因为一旦听了一耳朵，笼统的表达了态度，对于一般人来说就要捍卫自己的表达和态度。

等到这个案件真的上来的时候，虽然可能会汇报得有很大的出入，但也不好自己否定自己了。

这样一来，上级司法机关纠错功能就被限制了，也必然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判断，形成面子的捆绑。

这样也一定不利于公正的实现。

我们反对审判机关的内请制度，因为上下级其实是指导关系不是领导关系。但是司法实践不能完全避免的情况下，也应该进行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律适用问题请示答复的规定》就是一种很好的规范，它给请示划定了基本的界限，那就是证据事实除外。

在内请制度的自我约束和限制，是对司法责任制的基本坚持，也是对司法公正的基本保障。

任何变通和绕行都会是这份努力变得前功尽弃。

司法从来都不是顺便的事，司法从来都应该是堂堂正正的事。

来源：刘哲说法

作者：刘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