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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是检察机关出了文件禁止汇报事实证据问题，事隔七年之后法院也出了相应的文件。

但是还是有人在想着法的汇报，不管明目张胆的单独请示，然后就不断变通，之前我提过顺便汇报。

但是顺便汇报的问题在于你必须等机缘，那就是一定要会，有调研，而且你一定要能够看到相应的上级。这种恰好的会自然并不是每天都有。

那实在是等不及了，怎么办？

只好基层一定层级的人员电话请示，上级明知不适合听取和表态，但碍于情面也一般会表示同意。

这样就完了，可以在审委会上明确说，与上级汇报过了，表示同意，然后审委会一致赞同。

但其实这明明是不允许汇报的事实证据问题，既不应该请示，也不应该答复，这两点都是错的。

相信文件也是学习传达过了，也可能不知道，但就当作不知道。

结果导致就跟不存在这样一个文件，证据事实问题仍然是该汇报汇报，虽然存在一些渠道不畅问题，但还是会想尽办法，克服重重困难要汇报上。

如果别人能汇报上，而你汇报不上，那也说明你的能力不行。

我想问的问题，既然是单纯的事实证据问题，为什么就不能自己决定呢，或者按照程序，在本院内部报批，报审委会自行决定呢？为什么一定要向上级请示一下呢？

这里边有一定的惯性。以前都是汇报的，现在突然不汇报了，不适应。尤其是有些管理层不适应，还是按照习惯做法要求承办人和部门向上级进行请示。在开审委会上也会习惯性的问到上级的意见，如果没有汇报成功可能会被批评，从而获得负面评价。

而且最高法文件虽然不让请示，但也没说就请示了能怎么着？正因此，那就相当于不请示，白不请示。

如果别的人都请示，而就我们不请示，那就相当于吃亏了。别人的责任被稀释了，而我们没有被稀释，那我们的职业风险就相当于增加了，这是管理层大多不愿意看到的。

这种职业的风险不仅仅是承办司法官个人的，也归属整个集体。

如果别人的风险有人背书，有了护身符，而我们的没有，那就很有可能要吃亏。小到影响司法官个人的职业发现，大到影响管理层的发展进步。那个单位都承受不了多增加几个错案，被没完没了的审查。

这里边还涉及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如果只要向上级汇报了，自己的责任就小得多，而没有汇报风险就会变得无限大，那就必然影响自己的判断，这是一种自保心里。

同时业务上也确实不自信，对证据进行综合判断其实是一个很高的素质要求，对于年轻人尤其是苦难，他们确实拿不准这里边判断的微妙标准是什么。他们阅历不够，见到过案例太少。

这种不自信特别的期望得到部门主任和主管领导的认可和指导。

但是遗憾的是，部门主任和主管领导在审批案件时也很少看卷了，他们不了解案件细节，又不愿费时间看卷去去了解。而越是这样，各级审批人员对证据的审查能力都越是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审查报告都看不下去了，只能听汇报，然后根据汇报做出决策。

但是对于复杂案件，听着也会很累，当面也很难汇报完整，而报告又读不下去，看卷更是难上加难。这样的案件就迟迟不敢做决定，但决定又一定要做出来。

那么怎么办呢？

那就是让部门向上级汇报，如果上级同意，管理层再同意。这就相当于让别人帮着看卷，看报告了。其实上级也不会看卷，看报告。很可能的就是在电话里一聊，或者见面顺便提一下，也就拿了一个意见了。

不管上级部门意见的慎重与否，只要同意本院的意见，那就相当于一种背书，让本院的管理层可以顺利的拿出自己的意见。对于本院决策来说是省时省力，而且可以极大的降低风险。

对于一些有一定司法阅历的人来说，都是知道这个风险如果不分担出去将会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他们内心中深层动力，那就是对责任追究的恐惧。

这种恐惧不是来自于真实的责任，而是追责时的不公开不透明。

追责程序缺少与诉讼程序相类似的规则和流程。

有的时候甚至来说都不给你解释的机会，更不要说有类似的听证程序。

但是追责程序其实大部分都是从省级院发动的，因此只要省级院表达了同意的意见之后，即使启动追责的时候并不是由办案部门本身负责，也会对追责的定论产生一定的牵制作用。

做出追责结论之前，追责部门往往都要听取省级院业务部门的意见，一方面有的时候责任认定相对专业，另一方面是体现省级院业务部门的条线管理责任。

而一旦省级院业务部门听过的案子，一般的就不会拿出太决绝的意见，因为太决绝就会连累到自己当初的指导意见。

因此，汇报其实有时候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见，只要汇报了，只要不反对，就可以相当同意，就给转述为同意。而且怎么转述，其实上级院部门并不知道。

他们汇报的不是案子，而是责任。

如果能够有一个谦抑而又公开透明的追责程序，这种非要汇报的倾向就会一定程度的下降。

所谓的谦抑那就是容许案件有一定的风险承受度，不能听风就是雨，没有严重违法和重大过错，司法官不应受到任何责任。

只有这个责任环境比较宽容，司法官才能放松下里给自己拍板，此时的请示汇报才会慢慢恢复到正常状态。

来源：刘哲说法

作者：刘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