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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重大复杂的案件，越是会产生一定的争议。

但有争议的案件到底要不要起诉，确实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完美主义者认为，起诉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既然有争议，就说明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当然的不符合起诉条件，自然就不应当提起公诉，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但是真实的情况却要复杂的多。

同样的案件，有的人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的人就认为还不够充分，也有人认为是完全无罪，也就是存在争议。

那么此时，起诉的条件是否达到，还能不能起诉。

其实相当多的案件，由于案件本身的复杂性，就带来理解认识的多样性，处于不同的立场、视角、认识能力最终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即使是同样的检察官也可能存在意见分歧。

那么，我们怎么统一和弥合这种分歧，是否要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起诉，或者说搞一个一票否决机制，只要有一个人反对，就不要提起公诉。

我们的司法制度采取的是专业主义路线，不是通过投票，而是通过专业司法官的研判来确定是否要提起公诉，当然这里边也有一系列决策机制，如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审批制，检察官联席会议机制，检察委员会制度，不起诉公开听证机制等等。

总体来说，是通过比较专业的方式来最终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并不直接受舆论影响，任何个人和组织也不能干扰检察官办案过程。

但我们说的所谓争议，其实就是通过舆论的方式产生的，说是不应该受到影响，但也很难完全避免，因为检察官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不可能连朋友圈都不看了。

有些案件自案发之日起就存在争议，这种往往是定罪层面，比如是否使用正当防卫，是否有处罚的必要性上，这个是一般公众通过朴素的争议观念就可以介入的。

有些是取证过程中存在争议，比如存在非法取证、刑讯逼供，然后被曝光了，从而导致舆论哗然。

还有的是正确充分性存在争议，比如证据链条能否闭合，有一定的悬疑色彩，引人联想，是通过故意性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公众对剧情的推演可能存在不同的路线，因此也必然引起争议。

当然还有是当事人或者辩护人利用媒体认为制造一些所谓的争议，单方面披露有选择的信息，从而对公众进行误导，因为公众不明真相进而产生误判。比如利用仇富心理，声称被告人系富二代，但其实根本不是，而辟谣已经来不及了，公众已经产生了错误印象，这种就属于误导性争议。

当然相反的一面也要说，也有侦查机关和司法机关利用信息披露机制，让嫌疑人、被告人渲染为坏人，从而产生舆论审判的效果，有些甚至最终酿成冤假错案。

从上述列举的清醒来看，即使案件有争议，但并不意味案件就达不到起诉标准，这完全可能由于多种原因造成。有些只是噪音，有些是被误导误判或者不理解。

因此，有争议并不等于没有达到起诉的标准，这还是需要检察官客观的研判。

争议只是一个考量因素，但不应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但是对于不少人来说，争议就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只要有一点点争议，即使可以合理的作出解释，但还是六神无主了，担心起诉可能会自己带来风险，因此大多会选择最保险的方案，也就是不起诉。

只要不起诉，就似乎绝对的没有风险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现在我感觉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这种稍有风险就放弃起诉的情形越来越多。

检察官越来越不敢担事，也担不起诉事了。

我记得以前，对于一些有一定诉讼风险的案件，能够果断起诉，并最终判决有罪的情况，是会提出肯定的，认为这叫风险起诉，体现了公诉人的一种担当和能力。

现在我们似乎不再追求这种担当和能力了。

因为，以往对撤回起诉和无罪案件采取的是实质评价方法，也就是即使发生撤回起诉和无罪案件，只要通过上级院实质复查，判定没有公诉责任，就不用扣分。

即使无罪之后抗诉抗不下来，这个无罪案件最终生效了，也不用承担责任，因为我们默认检法可能存在争议。也就是说即使法院判无罪，也未必就意味着它是对的。

此时不仅个人不用承担责任，单位也不用扣分。

但现在不太一样了，不太会对案件进行实质的评价，或者在实质评价之前分已经扣完了。

唯有法律发生变化等少数情形可以成为免责事由，其他都不行。

复杂完了，如果没有责任，顶多是不追究个人责任。

但是单位和个人从数据上的负面分值评价仍然会体现。

也就是说即使你坚持风险起诉，最终判定是没问题的，但只要结果不理想，你就要承担负面的后果。

这样一来，检察官的担心就会增加，或者通过功利计算，风险起诉所带来的收益几乎都是负面的，那又何必的，干脆不起诉就完了。

这就是决定只要案件有一点争议，不管是谁说的，只要检察官决定有一丝一毫的无罪风险，那就一定不会起诉。

这样一来，指控的弹性就会下降。

对于一些危害大，但是比较复杂、影响大，证据链条存在一定的不同理解，检察官就比较容易放弃指控。

对于简单案件其实还好，因为一般也不会产生那么多的争议，主要是没有人关注，也没有人有兴趣表达不同意见。

但是对于复杂案件则不同，有兴趣表达不同意见的人很多，当事人及其亲友都有意愿表达不同意见，辩护人也愿意表达不同意见，而且他们甚至会利用自媒体等多种渠道发表这些不同意见。

通过一定的策划，这种声音还很强烈。

声音强烈也不一定就是策划的，有时也是自发的，有的案件确实影响巨大，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每个人由于看到的信息量不同，以及价值观的不同，会表达不同的观点。

我们一般认为观点不同就是有争议，但一般不去考虑这些观念是如何形成的，他们获取的信息是否一致。

但只要有不同观点存在，我们就可以认定为某种争议。

但只要案件达到一定的影响，想要没有不同观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此，我们应该怎么看？

我们要求检察官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但又要求其与舆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听风就是雨。

因为证据判断和法律判断仍然是一个专业判断，尤其是公众无法具备亲历性审查的条件，无法了解到全面的案件信息，也不允许披露全部的案件信息。

这就决定了，检察官的判断存在更加专业、坚实的案件证据基础，我们的意见并不是随便拿的。

而且即使是有较大的争议，也要争议的观点是善意的提醒还只是利益诉求和情绪宣泄，以及他们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

尤其是在起诉权势者的时候，没有任何争议，不承担风险几乎不可能。

没有充分理由的所谓争议观点并没有参考价值，对案件的结论不应造成实质性影响。

也就是说，有些争议是不用担心的。

在考虑这些所谓争议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考虑的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很多时候作为公众的主体其实并没有发出声音，但并不等于他们没有意见和判断，作为国家公诉人应该能够想象他们沉默的声音和根本的立场。

因此，有些风险是值得承担的，只要符合公众的根本立场和根本利益。

国家公诉人就是在代表公众的根本立场和根本利益，敢于直言，不畏权贵。

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的公诉人恐怕也不是合格的公诉人。

来源：刘哲说法

作者：刘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