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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郭烁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樊老师从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说起，对我国刑事司法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的问题进行了具体阐述。樊老师在诸多问题中特别强调了协商性司法的兴起，我就跟随樊老师的思路，谈一下中国协商性司法与刑事辩护中的隐忧。

 我旁边是蔡华老师，刚才我们就在讨论轻罪治理和认罪认罚的问题。他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可能已经在事实上产生了冤假错案，这个观点值得重视。更深层次地讲，就是要讨论协商性司法能否在中国完全成立的问题。

 首先，我们认为，认罪认罚不能沦为一种和稀泥的程序，而有效应对此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构建完善的告知程序。2018年刑事诉讼法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改革成果固定了下来。彼时，全国人大法工委在报告中就指出，“认罪认罚从宽汲取了辩诉交易的部分制度因素”。但必须要指出的是，辩诉交易有其特定的运行环境，即正当程序的制度设计已经相对完备。目前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仍仅是一场未竟的事业，这意味着弃权审判在我国尚不具备深厚的制度土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对协商性司法理念的提倡和植入保持必要的警惕。

 前一阵参加了一个传销案件的庭审。被告人之一从始至终声称认罪认罚，但在最后陈述阶段，被告人却战战兢兢地说“自己不认为这是传销”。这使审理现场一度陷入尴尬的境地，法官在短暂地沉默后，讯问被告人，“如果你不认为这是传销，那你认罪认的是什么？你是否要否定你之前的认罪认罚”？被告人思忖片刻，还是声明认罪。

 作为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者，参加庭审的感受可谓如坐针毡，如鲠在喉。如果各位曾观摩过英美国家的认罪协商或认罪答辩程序，就会知道即使在庭前已经完成了辩诉交易，法官依然会围绕“明知、明智、自愿”这“六字真言”对被告人进行问询。我曾观摩过两三次这样的辩诉交易，法官会如同进行心理评测一样，就上述三个标准向被告人提出三四十个问题，有时候这种发问会变得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各位都是资深学者，试问，我国是如何在庭审阶段确认认罪认罚自愿性的？一般就是机械化地问一两个问题。这是值得我们警醒的。

 其次，为纾解这一困局，除开完善告知程序以外，还要充分对被告人供述进行补强。自2014年速裁程序改革试点以来，我国立法、司法机关的基本立场，就是无论认罪认罚程度之深浅，证明标准绝不能降低。这一观点也得到了2019年认罪认罚从宽指导意见的延续。但在实践中，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究竟有没有降低，我们心中应该是心知肚明。

 众所周知，认罪认罚程序是围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答辩来运转的，那么，坚持完善口供补强规则就是破解这一困局的应有之策。这是我想谈的第二个观点。

 最后，侦查阶段的认罪认罚尤为值得关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进之初，试点地区就设计了阶梯式的量刑优惠递减机制，即如果在侦查阶段认罪，可以减少30%的量刑，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可以减少20%的量刑，在一审阶段认罪，可以减少10%的量刑。可见，侦查阶段认罪认罚对犯罪嫌疑人的吸引力极大。但这其中也潜藏着结构性风险。因为，我国目前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机制较为薄弱，既无设置沉默权和律师在场权，也无证据开示的制度安排。在程序性权利保障机制极为脆弱的情况下，鼓励认罪认罚从宽向侦查阶段延伸，会带来难以承受的权利侵害风险。

 综上，美国学界普遍将辩诉交易与酷刑相提并论，实证研究表明，80%的被告人在律师不当引诱下选择了违心的认罪交易，从而酿成了冤案，这其中的制度根源和逻辑联系值得深思。我的基本观点是，不健全的正当程序制度设计会导致辩诉交易的“魔鬼”趁虚而入，是绝不能容忍的。

来源：京都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