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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践中因事立案是常见的。

就比如电影《风平浪静》的万有良被杀案，唯一的目击证人李唐选择沉默，没有证据可以指向任何的嫌疑人，所以只能选择因事立案，司法实践中这种情况很多。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嫌疑人可供通缉和抓捕。那如何理解刑法第88条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也就是《风平浪静》中主人公宋浩，放弃高考，逃离故乡的行为是否属于逃避侦查？

因为这个侦查并未实际指向他，如果实际指向他，就会对他进行通缉，他也就不可能办理驾照，更换身份证。

因为宋浩并未隐姓埋名。

而这是否逃避侦查呢？

对于宋浩本人当然是逃，逃离故乡，不敢与老同学交往，身份证过期了都不敢换。这都是心理有鬼，这都内心的一种逃避和逃亡。

但是不是刑法意义上的逃避侦查？

假设这是逃避侦查，那如果宋浩光明正大考大学，顺利离开这座城市，合理合法的不回来，甚至出国留学或定居，但就是不去投案，那算不算逃避侦查？

在很多眼里，这好像不是逃避，因为没有离开正常的生活轨迹。考上大学的离开不上不算逃，不敢参加高考打工，感觉有点像逃。

但是在这里，我们至少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不投案并不算逃避。

因为逃避更多还是要采取作为的方式，而不是不作为的方式。

不投案只能算是藏着，大隐隐于市，不算逃。

但我们知道宋浩所逃避的侦查更多的是一种想象和良心上的谴责。因为针对他本人的侦查并未展开，只要李唐不说也无法展开。但是宋浩本人并不知道公安掌握了多少线索，是否能够追查到自己，总之过得战战兢兢，无法风平浪静。

但是刑法制度不希望这种不确定状态一直继续下去，所以给国家的刑罚权设置了一个边界。那就是追诉时效制度。

如果国家追查到你的头上，国家权力已经有针对性的启动了，比如已经通缉了，那对不起，这个追诉时效就中断了，体现虽远必诛、虽久必诛的国家意志，追诉时效限制的是国家没有发现，或者没有实质取得追诉程序的案件，就让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平息。追诉时效的本质上，是对国家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平衡。

当时就不知是谁干的，也没有针对性的开展侦查行为，没有形成谁杀人了而一直在逃的社会影响。当然家里知道，但社会不知道，国家不知道，从而也就没有直接追查下来，从而这种逃避与侦查的对抗并不直接，与国家权力产生的冲突并不直接，更像是一种自我的放逐。

所以对于这种完全没有目标的因事立案，虽然有逃的行为，但不应算是对侦查的逃避。因为这个侦查至少有一个相对的专业性。

比如说一个绰号，虽然准确的名称，但也是带有一定的身份信息，可以不断缩小范围。

甚至哪管说，有一个人看见了一个西园中学的学生从万有良家出来。而知道警察来到自己学校筛查而逃跑，而这一逃跑实际上就锁定了自己作为嫌疑人的身份。

但是本案不是，本案如果达到这个程度的针对性，那早就应该对宋浩进行通缉，对宋浩家进行搜查。但是这些都没有发生。因为没有人提供这种最低程度的线索，从而可以对嫌疑人的身份进行限定。

宋浩是为畏罪潜逃，但并无人生疑并进而引发侦查。

如果说针对宋浩的追诉时效没有中断。

那十五年后，宋浩重回故乡，如果受到李唐举报，他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也就是他的追诉时效到期了么？

我们知道万有良这是一个杀人案，而杀人案，可以处以极刑，根据刑法第87条的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才会不再追诉。虽然考虑宋浩犯罪时可能是未成年人，不能适用死刑，最多只能判处无期徒刑，但追诉时效也需要20年才能过期，现在只有15年应该没问题。

但是真的没问题么？

根据剧情，我们知道，真正杀死万有良的，其实是宋浩的父亲。宋浩走后，万有良还没死，宋浩父亲被要求救助而不救助的情况下，反而补了两刀。导致宋浩行为与死亡结果之前原因链的中断。

而且宋浩的行为还有一定假想防卫性质，但防卫过当，顶多属于故意伤害的行为，而且由于其父亲杀人行为的介入，宋浩对死亡结果不应承担责任。这就导致其法定最高刑很难超过十年。

而根据刑法87条，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为十五年，那就意味着宋浩这次回乡，诉讼时效刚好到期。如果不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就不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本案明明是一个杀人案，这个追诉时效到底是针对这个事的，还是针对人的？

为什么对于杀人还有追诉时效的情况下，宋浩作为本案嫌疑犯之一，却追诉时效到期？

这是因为宋浩虽然是杀人案的嫌疑人，但是经过事实的调查，其确实不是真正的杀人犯，其承担的不是杀人的刑事责任。只有宋浩的父亲才要承担杀人的刑事责任。

而追诉的本质，当然是犯罪人进行追诉，而不是对事进行追诉。既然是对人的追诉，那就必然要根据涉案人员涉嫌的不同罪行，而分别确定其追诉时效。

因此，可以说追诉时效是对人，而不是对事。

而且会因为人的其他形式责任，而产生追诉时效的中断。比如宋浩父亲由于还实施了受贿犯罪，属于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这样加在一起，宋浩父亲的追诉时效还有很长的时间，而不仅仅是20年就结束了。

这是也是刑罚制度的合理设计，对法益的破坏更大，频次更多的，那国家刑法权也要相应的延长追诉时效，你不让国家消停，国家也就不会让你消停。这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

说到这里，那我们就要问了，宋浩最好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是第一时间投案自首？还是等到熬过十五年再去自首，通过追诉时效获得一个合法的风平浪静？

如果第一时间自首，司法机关能够把案件事实搞清楚，会不会认可假想防卫的辩解？

死刑肯定判不了，会不会判个无期？

宋浩是一个好学生，他明白事理。但同时他也是被刚刚顶替保送资格的尖子生。校长跟他冠冕堂皇的进行了解释，他听得出来理由的冠冕堂皇。

宋浩的父亲试图抗争，但当宋浩父亲听闻是顶替者是李副市长的儿子，也默不作声了。就在案发当晚，李副市长还设宴邀请了宋浩父子，为其儿子获得保送资格而设宴。宋浩父亲即使非常不情愿，也还要硬着头皮参加，还要感谢李副市长的提拔。

宋浩看到了这些潜规则，所以对明规则产生了失望。

他害怕自己的辩解并不会被合理的倾听。辩解自己走错了么？自己为什么走错门，是因为要去找李唐讨一个说法，想问问他为什么把自己顶了下来？

但是从李唐父子的宴会回来，看到警笛作响，并不敢第一时间投案自首。

因为他怕在司法程序中碰到李唐父子，碰到顶替和潜规则，碰到冠冕堂皇，碰到不问青红皂白。

他有畏罪之心，但不公正的规则环境，让他对司法也没了信心。

我们现在返回头回想十五年前或者二十年前的司法环境，也不禁唏嘘，变化很快，进步很大。但不得不承认，但是当时确实还很不完善，有很多问题，很多问题遗留到现在。

所以不得不承认，不公正的司法环境，机械执法的理念，也同样会影响犯罪人自愿接受处罚。要知道那是一个正当防卫条款远远没有激活的时代，只要扎了人就是有罪的思想还非常根深蒂固，人们不知道改如何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所以才会选择逃避。

但是逃避并不是最好解决方式，因为事情很难真的风平浪静，只有通过法律程序的判定，才能获得真正的平静。但是让人能够鼓起勇气面对过错、过失和冲动所带来的后果的，只有那些讲理的、人性化的、公正的司法程序。

它让人有信心说清楚是非曲直，让人不至于付出额外的难以承受的代价，甚至承担莫须有的刑责。

只有公允、透明、人性的法律制度才会让鼓起勇气不再逃避，才会在逃亡与接受处罚之间获得更大的比较优势。

而社会制度是司法制度的母体，一般人不会直接接触司法制度，都是通过社会的细微来体察司法制度，都是遇到事的时候才想起司法制度，但是人的法治意识不是遇到事的时候才形成的，他在学校之中、家庭之中、社会之中一点一滴形成的。

所以最好的社会政策才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来源：刘哲说法

作者：刘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