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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我陆续的写了一些关于轻罪治理电子地图的文章，我认为在推动数字检察和智慧城市的双重契机下，时机已经成熟，目前有些地区也已经开始探索。

简单来说，轻罪治理地图就是将犯罪的数据注入到电子地图当中，从而实现犯罪信息在地理纬度的可视化呈现，并且通过犯罪数据与城市地理信息的关联，体现犯罪与城市规划发展治理的关联性，为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提供有针对性的检察建议。

目前其实有些地区已经有了初步成果，有了部分罪名简化电子地图，更加直观印证我之前的一些假设，那就是犯罪分布是极不均匀的。

通过电子地图可以呈现的非常明显，就可以实现非常有针对性的治理。

具体来说，可能有这么几个应用前景：

1.城市精准治理参考

如果说拥堵能够暴露出城市交通的薄弱环节，可以通过治理堵点来治理交通的话，那么犯罪犯罪其实也能够暴露城市治理最薄弱的环节，从而可以通过治理这个犯罪点来治理城市。

比如一条街经常打架，我们就要问问打架的原因，如果这个原因是维护卖淫行业的秩序或者收取保护费的秩序，那么就说明这条街区，其实存在治理真空。

说白了就是这个地方没人管，或者有人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这都是有问题的。

如果没有犯罪的集中出现，我们可能还不会意识到问题这么严重。

而如果不通过犯罪治理地图的方式将这些信息汇集起来，我们也不会发现这些问题这么集中。

比如一条街的发案量要远远高于平均水平，达到一个区甚至一个城市的前几名，那么这条街道就需要重点分析分析了。

当然真正的问题其实远远不限于一个基层治理的问题，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这就像病灶是这条街，但是病因远远不限于这条街。

但是至少通过轻罪治理地图的方式，我们可以及时发现病灶，通过病灶再顺藤摸瓜找到病因，我们不可能凭空找到病因，医生要不可能凭空找到病因。

轻罪治理地图就相当于一种城市体检，让我们及时发现城市治理的漏洞和问题，并通过地图的方式集中呈现出来。

这就像到医院拍片子，看肺部哪里有阴影了，或者抽血化验，看看那些指标高于平均值。

但是仅仅有阴影，仅仅指标高也不能直接说明问题，还要做一些辅助检查和分析，这个轻罪治理地图也一样。也要分析一下这个犯罪集中高发频发是偶然的，还是有社会治理原因的。

如果存在社会治理的原因，就可以分析出薄弱环节，从而有针对性的进行完善。

这种有针对性的完善，就是一种城市精准治理。

2.城市规划动态辅助

犯罪暴露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治理问题，其实它也可能深入到规划层面。

我们说破窗效应，大家可能关注的是治理，其实这也是一种规划。

规划的意思及时破败了，为什么不及时修缮、翻盖，甚至重新规划。

仅仅是把玻璃安装上是没用，因为这里边就不住人了，可能是“鬼城”“鬼街”了，所以玻璃破了才没人及时发现，及时修补。

这本质上是规划问题，包括及时性和合理性。

我们如果把轻罪治理电子地图的数据拉长，也就是看一个城市的犯罪演化，我们就会看到犯罪在地图上的此消彼长，在有些地区是逐渐减少，在有些地区是逐渐增多，有些地区是剧烈增多。

此时如果我们能够联系这一地区的规划发展历程，就可能得到一些启发，是不是存在破败化的趋势，很多基础设施是不是已经老化而没有得到修缮，让这里看起来想一个法外之地，可以藏污纳垢了。

还有一些也存在生活区域规划与产业规划同步的问题。

比如个别地区赌博机网点大增，并进一步吸引了高利贷行业，从而还经常引发寻衅滋事、恶性伤害案件，甚至命案发生。

据了解，这个地区就存在大面积的拆迁，很多失地农民有了房子和补偿款，但却失去了日常性的谋生渠道。

说白了，就是有了点钱，但不知道该干嘛，就容易坐吃山空。

个别开“黑车”拉拉活，还有一些就玩牌赌博，包括使用赌博机赌博。

这就是赌博机网点大量增加的原因。

这里边就包括了一个城市化进程中，要进行产业配套，从而促进农业人口向城市就业人口的转变，也就是要想办法促进失地农民就业，就给他们创造就业机会，让他们有事干。

因为工作不仅仅是赚钱，也是一种生存方式，否则只有钱，而没有工作就会感到精神空虚，容易诱发违法犯罪发生。

3.治理资源科学调配

警力资源以及其他社会治理资源都是非常有限的，如果像摊大饼一样均匀分布就会分散用力，这是与发案区域集中分布的现状不吻合的。

从而导致有的地方用不上，有的地方不够用的问题。

而那些不够用的地区，往往演化为犯罪高发地区。

或者是犯罪高发地区由于缺少地理纬度的汇聚和定期分析研判，就这种分布不均匀始终没有清楚的认识。

这就导致一旦哪里出了问题，就所有地方都发力，其实这样并无太多意义，而且由于成本过高难以为继。但运动时整治结束之后，老的问题就容易死灰复燃。

因此，我们应该从全面治理向重点治理转变。

根据犯罪的地理分布集中度不同，确定治理资源的调配。

比如经常打架的街区就应该增加警力的设置，常设性的增加，直到该街区回复到正常水平为止。

对于治安状况良好，或者极少有犯罪发生的街区就没有必要加派过多的警力，应当有一个动态的调节机制。

这个调节的依据当然就是轻罪治理地图的依据。

4.有针对性的犯罪预防

犯罪除了打击的之外，还有一个犯罪预防，有些地区案件多发也有提示不到位的问题，比如特定区域的法治观念比较单薄。

这种单薄未必是本人犯罪，而是自觉抵制预防犯罪的意识不强。

比如危险驾驶入刑后，醉驾的危害深入人心，大部分都会引起重视，很多饭店和酒吧的服务人员也会善意提醒，更加优秀的会与代驾形成密切合作，比如门口就经常有代驾等活。

而有些饭店和酒吧就没有什么代驾，那里的服务人员也很少提醒。

但是醉驾是个人的事，似乎与饮酒场所并无直接的关系。

但是醉驾犯罪极其特殊的一点在于它是在不清醒的时候犯的罪，这些行为人当时并无清醒的意识。

如果一座上的人如果有清醒的人，并能够尽责把他送回家或者帮助找好代驾，也就算了。

如果都喝多了，或者清醒者也不尽责的话，我们就只能期待不清醒的人还能保持理智吧。

但是服务人员往往是最清醒的，如果他能够善意的提醒，并且能够方便的找到代驾，那么就能够在人不清醒的状态下拉人一把，这就相当于预防了犯罪的发生。

而在那个当下，服务人员也是最能够帮得上忙的人。

为此，如果我们能够发现经常产生醉驾的饭店和饮酒场所，我们就能够有针对性的开展一些犯罪预防，比如在这些地方张贴预防醉驾的广告，让顾客在饮酒之前就能够被提个醒，同时也能够提醒服务人员在客人醉酒后有针对性的提醒。

这种有针对性的犯罪预防在个体上并不会产生绝对的作用，但是从概率上一定会发生一些潜移默化的作用。

而且这种定点性犯罪预防的成本将更小，但收益却更大。

5.犯罪风险提示

一个交通路口，或者弯道如果经常发生交通事故，交通管理部门会在这些地区设置一定的提示牌，提示司机引起注意，并通过引起注意而减少事故的再次发生。

这本质上也是一种预防行为。

但是如果一个地区犯罪比较多，比如经常发生“两抢一盗”的案件，或者是暴力犯罪。

如果是朋友之间，我们可能会会建议朋友别去或者小心点。

但是我们能不能告诉公众在这些地方要小心一点。

当然如果媒体对这个地区曝光比较多，那么公众自己就知道要小心一点了。

这种报道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进行犯罪风险提示。

有些人可能存在一定的顾虑，那就是让公众知道这些信息好不好，是不是对这些街区的毁灭性打击。

当时如果司法机关明明知道某些地方案件发生很高，有些地区发案率是极高的，这种情况下其实对公众就是一种不特定的风险，而这些风险是可以避免的，那么公众进入这些地区就意味着冒着一定的风险而不知情。

而不知情就不会有防范性的措施，就容易成为犯罪侵害的对象，此时对公众是否公平？

此时的犯罪风险提示就构成了公众的一种知情权。

当然公布犯罪的地理信息分布，尤其是精确到街区等比较小的范围，也意味着将这些街区、楼宇、单位、场所、商家都列上了负面清单。

从而产生减少破窗公示效应，我相当于将破窗地区公布了，这就会减少流动人口和投资的流入，甚至让现有的居民也坐立不干，考虑要不要搬走。

那样本来就已经破败地区反而会不会越来越破败，让破窗效应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我觉得也不尽然，因为我们的数据一点要公布，一定会是动态的。

也就是我现在公布的数据，你比较差，非常落后，但这只是暂时的。

而且也不是我们不治理了，相反规划和治理资源都会相应跟上，从而就必然会降低案发的几率，从而提升治理的水平，直观可见就是案发率在下降。

只要这个发案率下降的消息也能够及时为公众所知悉，及时当初的信心失去了，现在也是可以找回来的。

而且这种公布不仅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也可以对基层产生倒逼机制，让问题加快得到解决。

这样以来，其实适当的部分公开也是有的价值的，只是这个公开内容应该是有所限制的，这个问题可以再研究。

也就是说轻罪治理电子地图是有公开价值的，也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当然这种公开应该尽量避免个人信息的展示，更多的应该展示的是汇总数据，比如某个社区在一段时间内发生的某一类案件数和趋势图。

来源：刘哲说法

作者：刘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