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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指标摆在一起的时候，往往会说保持平衡。如果不能平衡，往往也是在确保质量的情况下保证效率。

虽然因为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因此效率其实也是一部分质量。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两者是不一致的。

而且事实上，虽然为了确保质量注定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由于质量可以避免程序的反复和拉抽屉。因此，从长远上来看，质量是最大的效率。

所以，我刚来市院的时候，老处长就直接告诉我，市院的活儿宁可慢点，但尽量不要出错，因为即使是极小的错误也会经过市院的平台放大，虽然是个人的失误，但损害的是整个市院的公信力。而且有些错误甚至是不容易挽回的。

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说市院不需要考虑效率，但是为了效率所增加的失误和错误所付出的成本实在是难以承受的，还不如慢一点，尽量减少错误。而减少错误就将减少巨大的时候补救成本，程序来回折腾的成本，这样看起来慢一点，实则是最快的，而且所维护的公信力，更是成为推动工作的无形动力，更容易让一些工作要求得到贯彻落实。

比如有一个案件，当时我还在基层院，市院因为法院改变定性就要点一下这个案子，做个反面典型，写个案例，就和我联系。我说这个改变定性，有检法分歧的一面，不典型，没有必要写。我们当时也提请了抗前指导，只是分院没有同意。但是被告人现在上诉了，判决没有生效，现在写案例也不合适。但是当时市院的同志执意要写，就按照一审法院分析的理由写了，认为当时指控的定性不准，希望能够为全市发挥一些指导作用。这我也拦不住，也没办法。

但是正是无巧不成书，二审上诉后虽然检察机关没有抗诉，但是二审法院对案件进行了全面审查，认为指控的定性更有道理，最后终审判决又把定性改了回来，与指控的罪名一致。

这样一来，当初市院的指导案例不就尴尬了么？而且这个指导反而成了误导了。我就被把这个情况给写案例的同志汇报了，也把二审判决寄给了他。最后这个案例就从网上消失了，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当初写案例出手确实快，也就是效率比较高，但是质量如果靠不住的话，这个效率反而可能是有害的，是适得其反的，不但没有增加公信力，反而减损了公信力，不但没有起到指导作用，反而可能让人对其他的指导案例也变得将信将疑。

所以没有质量的快不是好事，这个快反而成了未来的隐患。

这就像盖楼，你再怎么赶进度，但是质量是第一位的，因为楼盖不好是会塌，而把楼盖塌了绝不是盖楼的目的。而很多时候建筑质量都与工期过短有关，当然与偷工减料也有关，关键是与我们盖楼的监理体系有关。

正所谓欲速则不达，超速就是交通事故重要原因之一，而一旦发生事故，希望快一些抵达目的地愿望不就落空了么？是谁在催着赶着，让我们快一点。

有时是外卖系统，但是即使只是快两分钟，也是会死人，这里边有多少快递小哥的血泪。

系统为了取悦客户，而置员工的安全于不顾，这就是系统性安全风险，从长期来看也不利于效率的真正提高。因为为了快一点，多送一点，会摔单，会受伤，会更加的延误。

因为效率不是一个可以任意拧紧的发条，它必须考虑系统的承载力。跑马拉松的人都知道，如果心跳过速，甚至只是配速偏高，我们都要减速，以保持身体的稳定状态，否则真的会死人，至少容易跑崩，而我们主要目标是完赛。

如果发生了严重抽筋、扭伤等意外情况，那为了健康而弃赛，或者走到终点，都可以接受的原因，并不丢人。

毕竟健康是最重要的，持续的运动生命是最重要的，跑步的目的也是为了健康。

而办案道理与这些何其相似？

办案效率的提高也应该记住欲速则不达，也应该记得质量至上。

在任何情况下，效率都不能凌驾于质量之上。

为了赶时间起诉，与赶工期盖楼并没有区别。需要延期退补为了效率指标而不延期退补，即使起诉出去了，法院还是要延期审理让你退补，这个效率并未提高，这是节奏延后了。但问题是，这时如果证据补不回来就会被撤回起诉，改变定性，减少罪名和事实，这些都是我们决定不了的了。因为如果你没有真正做好准备就诉出去就被动了。

本来想提高点效率，现在变得既没有质量也没有效率。

因为不以质量为前提的效率是最低的效率，而能够保证质量的效率才是稳中求快。

与其求快，不如求稳。

人生如此，案件亦如此。

当然捕诉一体后，我们确实有一些求快的理由，因为捕诉一体应该发挥1+1>2的功效。领导认为既然一个既办捕又办诉的案件，既然应该别两个人更快，这是有合理性的。但关键是它只是理想条件意义上的。

这有几个理想条件需要满足：

1.对捕诉的要求和原来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工作负荷一样的情况下；

2.对捕诉节奏已经适应，捕诉工作都已经熟练掌握；

3.人案比保持相对的稳定。

但是这几个条件都不是特别具备。

首先，捕诉一体从去年开始大规模推进，但同时推进的还有认罪认罚、扫黑除恶，还有因为诉讼监督数据而进一步加强的诉讼监督工作。这些工作必然给捕和诉都增加了很大的工作负担，这些负担捕诉一体之前并不明显。

也就是说现在捕诉的工作负荷都比原来增加了很多，即使有捕诉一体工作效率的提升，也无法对冲工作负担的增加。

其次，捕诉节奏需要一个阶段的适应，因为开始的时候自己捕的案子还没有回来，自己办的捕和诉的案子都是新收的，都是新案子，这就会使自己的受案量激增，必然影响工作效率和质量。而且捕的节奏很紧张，很多公诉人也不适应，这边还有公诉案件要办，批捕案件虽然首先办，但所收入的精力必然受到影响，所谓应该进行的引导侦查工作，有些就无法那么到位。这就必然影响这些批捕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的审查效率，自然难以避免的还是要有一些退补和延期。

这种办理质量和节奏的冲击不是短期能够完全扭转的，现在的延期退补其实可能只是半年前仓促应战的欠债。你现在批评他，当初怎么不知道落实捕诉一体的要求，对批捕案件进行实质性审查，对侦查工作进行精细化引导。但是当他同时在办公诉和批捕两份案件时，领导可曾考虑他工作量激增的难处，人员是否配置到位，以弥补捕诉一体初期的节奏转换问题？

而有些地区刑检人员本应到位的都没有安全到位，还要补充到其他三大检察，还有其他业务部门之中。

人案比一时间失衡必然严重冲击办案质量和效率，而前期的办案质量更是影响后期的效率。所以作为后手一般都希望前边能够细致一点，而不是太着急。

除了检力资源配置的问题，捕诉能力适应也是一个问题，无论是公诉和批捕对彼此的工作都需要一个新的适应。虽然说公诉人的综合能力更强，但对于批捕快节奏的突击性审查，还是有些不适应，因此虽然审查逮捕这个前置性窗口给了你，你也未必能抓住。也还是先简单打打再说，等公诉的时候再细看。但是到了审查起诉时候再一细看，就会发现很多问题，而这些在侦查初期比较好解决的问题，而在侦查终结之后也变得不好解决了，延期退补就变得不得已。而原来批捕的同志还有一个对指控标准的把握问题，对出庭的畏惧问题，自然在出手时也会谨慎一些，这些都必然影响到诉讼效率。

但是这些诉讼效率其实都是工作模式转型期的必然产物，无论是人和机制都有一个磨合适应的过程，但没有磨合完美之前难以实现效率最优化。而个人认为，这个磨合期在人员到位的情况下，至少也需要两年。而在人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时间其实会更长。

因为一个周期错位和不适应想要倒回来是非常难的。这个时候认为的求效率，并不会真正的提高效率，往往都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而实现的，实际上是饮鸩止渴，给自己埋雷。

而且牺牲了质量的效率，也不会真正实现效率的提升，它会以后续程序反复的为代价，将提高的效率全部找回来，并且还要倒贴不少，这些后续程序的反复，比如延期审理，法院建议补充证据，建议调整量刑建议，建议变更起诉，或者上诉后改判、发回重审，不仅增加了自己的工作负担，还会增加上级院的工作负担。

而这些诉后工作量的增加必然会以挤压在办的捕诉案件时间为代价，从而进一步影响案件的质量和效率，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越着急越有事，越想了结越了结不了。

就像冤错案件，快一时，但会折腾你几十年。有些没有沟通到位，也会引起长期的信访。很多都是急于求成惹的祸。

再次，决策层普遍存在着对捕诉一体之后工作效率提升的过高估计。从而使捕诉一体之后的刑检人员案件负荷偏高。比如原来办理公诉案件100件，你让他办公诉案件和批捕案件各100件可能是不现实的，但也不是做只办50件公诉、50件批捕，可以适当增加到60件公诉、60件批捕。但如果过高估计捕诉一体工作量的提高，将刑检人员过多调离刑检队伍，导致现在人员承担的案件是80件公诉、80件批捕案件就有点多了。

这些案件基数在加上现在对捕诉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放在一起，就构成了对刑检队伍过重的工作负荷，这就进一步使工作节奏调试、捕诉能力适应的周期更长，使真正有效工作效率的提升变得十分缓慢。

而形式上的效率提升都是硬挤出来的，都是以牺牲案件质量和长期效率为代价的，而更高层次的案件效果更是成为一种奢望。这实际上形成司法的短期效应。

而我认为对司法工作的评价，仍然应该是质量为王，确保质量的效率才能长久而有效，才是真的效率。事实上，这个意义上的效率其实也是质量意义上的效率。

与其如此高度的关注效率，倒不如将这些精力放在质量这个维度上也许更有意义，因为质量的价值更为持久并对公正更具有实质性，但是任何的关注都要保持一定的度，保持这个评价维度与其他评价维度的相对平衡。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刘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