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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系统阐述并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中的文化自信推向了新高度。最近刀郎以《聊斋志异》文学故事为底本，同时借用《红楼梦》《金瓶梅》《易经》《封神演义》《东京梦华录》《送穷文》等文学名著的词眼，融合了中医、京剧的概念，写成一首富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罗刹海市》歌曲，得到人民的普遍喜欢，火遍了全中国与海外。该歌曲讽刺了“罗刹国里”（社会上）真善美世界观“常颠倒”的普遍现象，被广大网友高度评价为“流行音乐坛的一股清流”，引起娱乐界之外的哲学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因此本文尝试借用《罗刹海市》歌曲中的汉语逻辑来解读“帮信罪”适用中的某些语言解释问题。

一、“帮信罪”中“情节严重”条款适用的语言问题

“情节严重”是成立“帮信罪”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如何准确理解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司法部门有不少争议。例如2021年张某参与刷单炒信，其银行卡资金流水达40余万元， 从中非法获利7000余元。被害人李某等多人在某APP上刷单，向张某的银行卡转入多笔小额刷单资金。因小额刷单资金均顺利返现，这些被害人对该APP产生信任，后期进行了大金额的刷单操作，没有返现后发现被骗，查证被骗总共几十万元。但这些大额被骗资金并没在张某卡上流转，而是由被害人转入了其他人的卡。司法机关对张某的帮信行为是否具备了“情节严重”的条件，处理意见不统一。

由于张某只是个别性使用自己的单用途预付卡，并不具备商业银行或支付机构从事“资金支付结算”的性质，且非法获利只有7000余元，因此难以适用“支付结算金额20万元以上”“违法所得获利1万元以上”的情节严重条款。但是2022年最高法刑事审判第三厅等部门联合颁布的《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规定了另外一个情节严重的情况：“单向流入涉案信用卡中的资金超过三十万元，且其中至少三千元经查证系涉诈骗资金”。于是本案在“情节严重”适用中的核心语言问题就归结为：“他人他卡”上被查证的诈骗资金，能否被解释为“本人本卡”流水中的“其中至少三千元经查证系涉诈骗资金”？

对该适用问题，有一个通常的字面解释思路与结论：将“两个资金”条件从金额上解释为“包含与被包含的逻辑关系”。换言之，“其中经查证系涉诈骗资金”必须是本人“涉案信用卡中的资金”的一部分，不能是“本人本卡”之外“他人他卡”中的资金。按照这种理解思路，本案就缺乏“其中经查证系涉诈骗资金”的资金条件，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无法定“帮信罪”。但笔者认为，实际上还存在第二种新的解释思路或结论：即可以从共犯论中的因果关系角度，将“其中经查证系涉诈骗资金”解释为“本人本卡中经查证骗取的资金”或“与本人本卡有因果关联而经查证转入他人他卡上骗取的资金”。

当然这个新解释思路与结论，可能会面临一个语言解释学上的质疑：在没有共谋故意的前提下，为什么“本人本卡”中的资金流水，可包含“他人他卡”中被查证的诈骗资金？这似乎违反了语言的形式逻辑。的确在语言逻辑中，“A是B”与“B是A”，这两个“互指互涉”的正反命题，通常不能同时为真。比如“人（A）是动物(B)”的命题为真，“动物（B）是人(A)”这个反命题就为假。但笔者认为在特殊语境下，“互指互涉”的正反命题，可能同时为真。

二、对《罗刹海市》“互指互涉”汉语逻辑的分析与借用

陈兴良教授曾言：“法律并不在别处，法律就是语言”。上述的刑法解释结论是否合乎形式逻辑，本质上涉及到语言学的根本问题。在此不妨借用《罗刹海市》歌词中的“互指互涉”汉语逻辑，来论证上述刑法解释结论中的语言逻辑的成立。

《罗刹海市》歌词有云：“他言说马户驴又鸟鸡。到底那马户是驴还是驴是又鸟鸡，那驴是鸡那个鸡是驴，那鸡是驴那个驴是鸡，那马户又鸟，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该歌词初听起来的确很绕，仿佛逻辑很混乱，互指的语意不明。原本“驴”与“鸡”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种类的动物，各从其类，通常不可互指混淆。但实际上在特定语境中，“那驴是鸡”“那鸡是驴”这两个“互指互涉”的正反命题，在逻辑上可能同时为真。下文尝试着分析一二。

先看“那驴是鸡”正命题的语言逻辑。在汉语中，“那驴”其实可指代“某人”，“鸡”可谐音替代为“妓”，特指“进行性（或某种肮脏）交易的人”。在这个特定语境下，无论“马户”“驴”到底姓甚名谁，其实都可指称某些人是一丘之貉的“鸡”。如此“那驴是鸡”的命题，在语言逻辑上为真；再看“那鸡是驴”反命题的语言逻辑。那种暗中做局进行各样肮脏交易的“鸡”，虽然看似精明无比，但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最终结局来看，他们将会名誉扫地，落得一地鸡毛，骗人终骗己，其实也都是愚蠢的“驴”。在这个特定语境下，“那鸡是驴”的反命题，在语言逻辑上同样也为真。

同理，在上文刑法解释中的“本人本卡”与“他人他卡”，原本属于两个不同主体所使用的诈骗工具，在司法实践中通常会严格予以分开处理。但在多链条多层级细分工的网络诈骗特殊场域中，“本人本卡”与“他人他卡”同样也会发生因果关系与责任上的关联，形成互指互涉的语义逻辑关系。对此，我们不妨将本案类比为日常生活中的钓鱼场景。俗话说“钓鱼不打窝，钓的也不多”，其中“打窝”这个术语，特指“向垂钓点大量投放脱离鱼钩的诱饵，引诱鱼群聚集过来吃食抢食的行为”。假设甲乙二人去他人池塘里偷钓，甲“打窝”了但没有钓到鱼，走了。很快没有共谋的乙来了，在甲的打窝点钓走了几条大鱼。虽然二人没有共谋，但只要能确定乙钓得的大鱼是因甲的打窝行为吸引到起钓点的，那么甲的“打窝”行为就与他人钓得的大鱼结果之间，有加功、促进、帮助的因果关系。故甲也应当对乙偷得的大鱼负帮助犯的责任。同理，如果“本人本卡”中的流水资金与“他人他卡”所诈骗的资金之间，存在着类似于甲撒诱饵“打窝”与乙“起钩”大鱼的因果关系，就应该从网络诈骗做局的整体角度，将“他人他卡”中诈骗的大额资金，解释为“本人本卡”中“经查证系涉诈骗资金”的部分。

三、《罗刹海市》的汉语逻辑对“帮信犯罪合理化”伪装的刺破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帮信罪”，其立法主旨就是为了适应网络诈骗的新特点，将其设计为一个规制各样网络诈骗参与行为的兜底罪名。虽然不能说"总有一款罪名适合你"，但法网编织得更细更密。各个层级的网络诈骗参与者再幻想以某种“犯罪合理化”的伪装予以脱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例如刷单炒信者通常会辩解：本人本卡中没有骗取资金，只要彼此没有共谋关系，就不对他人他卡上诈骗的资金负责，自认为不构成“帮信罪”。这实际上只是在心理上为自己的“帮信罪”找了个“合理化”的借口或伪装，从来只能掩耳盗铃地骗自己，不大可能被司法者认同。

《罗刹海市》歌词有云：“那又鸟不知道他是一只鸡”“那马户不知道他是一头驴”，其实都是“勾栏从来扮高雅”，这就捅破了各种“犯罪合理化”伪装的窗户纸。对社会上那些网络诈骗参与者而言，该歌曲的“互指互涉”汉语逻辑也就蕴含了一种警世效应：若自作聪明地用各种“犯罪合理化”的伪装做一只骗人的“鸡”，这看似是在鸡贼鸡贼地做局骗别人，其实是自己给自己挖坑。恶人设局犯罪，最终自己会陷入为他人暗设的网罗，结局就是成为后悔莫及的一头蠢“驴”。如同孔尚任在《哀江南》套曲中所警世的那样：“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来源：法学学术前沿

作者：周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