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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26日，第十八届尚权刑事辩护论坛在广东省深圳市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由深圳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与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办。论坛的主题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与辩护制度完善”。

本届论坛采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300余名专家学者、法律实务界人士出席了本届论坛，在线实时收看达8000余人次。

以下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静坤在论坛上的发言，整理刊发以飨大家！

刘静坤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证据制度都是热点和难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尚权刑辩论坛走过了18个岁月，更加稳健成熟。聚焦这个主题来讲，与高校的学术研究相比，尚权的辩护研究具有以下鲜明特色：一是前瞻性；二是系统性；三是专业性；四是务实性。

如樊崇义教授所指出的，新一轮改革的目标是体现司法现代化理念，其中一项核心要求就是坚持守正创新。在此基础之上，孙长永教授梳理了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吴宏耀教授指出，从辩护角度更能够发现实践中的问题。论坛的讨论也反映出，大家提出和分析的问题好像耳熟能详，基本上都是一些老问题。针对这些老问题，为何数十年来我们反复呼吁，但是仍然没有取得预期成效，这促使我们反思司法改革的内在逻辑。从我个人经验来看，刑事司法改革，特别是各方提出的改革方案，需要达成基本共识，才有可能上升为立法的规定，成为具体可行的制度。但是目前，针对关键问题我们所探讨的宏观性的建议，之所以没有实质性地推进改革，就在于没有就具体方案达成基本共识。我把此问题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点，大家倾向于畅谈理念、原则和理论，没有实际提出可行的方案。第二点，辩护律师行业提出辩护的声音，其他不同部门也会提出自己的建议，形成自说自话的局面，各自的方案欠缺兼容度和包容性，仍然无法实质性地推进共识。第三点，大量重复性的抽象研究，缺乏对问题深度的思考。这些问题的存在，促使我们要针对困扰司法公正和有效辩护的老问题做进一步分析，关键在于立足现状，提出新的思路和可行方案。

这个环节的主题是证据制度改革。此前的证据制度改革，更多关注证据排除规则。但是，证据制度作为规则体系，既包括排除性规则，也包括指引性规则；既包括证据能力规则，也包括证明力规则。所以，为推动证据制度系统完善，除了进一步优化完善证据排除规则，还要注重指引性规则，也要关注证据能力分析。潘金贵教授梳理了证据制度改革面临的问题，我也谈谈个人的看法，我认为目前证据制度要进一步推进，可以关注以下几点：

一是证据来源。证据来源是证据制度的基础性问题，包括证据来源不明风险、信息扭曲风险、污染灭失风险等。从这些现有问题出发，有必要去完善证据记录机制、录音录像机制和见证机制，规范证据来源，为相应的排除规则确立更加明确的规范依据。

二是案卷材料。案卷作为官方的案件记录，不仅包含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还是诉讼过程、诉讼行为和诉讼决策的客观载体。案卷很重要，就像潘金贵教授所举的案例，就是通过分析案卷，促使他改变了对案件定性的认识，所以不能简单否定案卷价值。不过，实践中需要注意案卷笔录的法律风险，例如人为裁剪笔录等。从这个角度出发，需要规范取证程序，包括案卷的制作要求。除规范案卷材料外，还需限定案卷材料的功能，并注重案卷之外的证据。

三是证据污染。如果因证据污染混杂了案外信息，将导致单个证据与案件的关联性产生疑问，产生虚假的关联，甚至导致虚假的印证。证据污染与证据的合法性和可靠性存在紧密关联，所以需要完善证据污染的预防、识别和应对机制。

四是证据动态变化。证据在取证前后，都会面临内外因素的复杂影响。从现场取证到证据提交给法庭，证据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证据动态变化对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运用具有重大影响，需要建立完善健全证据保管链条和配套制度。

五是证据分析谬误。证据分析涉及心理学和逻辑学等重要领域，例如，心理学领域的观察者效应，以及相关性谬误等逻辑谬误。为有效识别证据分析谬误，有必要完善证据审查规则，以及法庭证据调查规则。

六是虚假印证。反思已有的冤假错案，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在案证据形成了表面上的印证关系，但究其实质，这种印证并非有效印证，而是虚假印证。虚假印证与非法取证、确证偏见紧密相关，是导致司法错误的重要原因。为防范和规制虚假印证，需要系统完善取证程序，消除虚假印证的制度成因。

关于刑事诉讼立法特别是证据立法，还需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证据制度的功能。证据制度并不限于证据规则，更不限于证据排除规则。就像樊崇义教授所讲，人权保障问题，是贯穿诉讼始终的核心问题。证据制度不仅关系到诉讼真实，还关系到人权保障。需要强调的是，两权公约的人权标准，实际上不是理想标准，而仅是国际社会最低标准。孙长永教授反复强调，欧洲人权法院已经通过判例，实质性地拓展了两权公约，特别是对欧洲人权公约的要求作出了细化制度安排。欧洲人权法院就是将抽象原则具体化的直接经验，值得积极借鉴。

第二，证据的立法方式。许多学者主张刑事诉讼的法典化，但是具体条文从哪里来？从近年来的立法经验看，立法机关首先将现有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整理，上升为法律规定。这意味着，如果要实质性的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就不能只关注刑事诉讼法的条文，同时还要关注配套的司法解释和相关规范性文件。因此，不仅要关注立法层面的问题，还需认真对待司法解释和相关规范性文件存在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将这些规则直接上升为法律。从这个角度看，简单地将现有规则法典化，值得认真研究。

第三，证据研究的创新。为了解决老问题，法学研究需要具有一定的韧性。从孙长永教授提出审判中心主义以来，伴随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至今日，学界反复重申相关的理念和理论，这有一定的必要。同时，也有必要探索创新的思路，关注制度演进、司法实践和域外经验，有的放矢地提出针对性的、建设性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切实有效地推动制度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