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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26日，第十八届尚权刑事辩护论坛在广东省深圳市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由深圳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与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办。论坛的主题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与辩护制度完善”。

本届论坛采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300余名专家学者、法律实务界人士出席了本届论坛，在线实时收看达8000余人次。

以下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教授陈在上在论坛上的发言，整理刊发以飨大家！

陈在上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教授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同时感谢尚权所给我这次宝贵的学习机会。接下来，我先分享一下我的学习心得。刚才，樊教授着重阐述了辩护权只能得到强化，而不可削弱的观点；孙教授则进一步指出，唯有学界与律师界的共同努力，方能推动刑事诉讼法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对此，我深感赞同。在这方面，尚权已连续十八届成功举办与辩护制度相关的建设性论坛，作为曾参与会议筹备的同仁，我深知举办此类活动的艰辛。尚权知难而进，其在中国辩护制度与法治建设领域的贡献，必将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接下来，作为与谈嘉宾，我将就刚刚三位演讲人的内容进行简要概述，着重分享我记忆最为深刻的部分。韩教授深入探讨了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成效，其核心观点在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质量高度依赖于辩护制度的完善程度。韩教授常于各类文章、短文中为辩护律师的权利发声，其言论广受律师界认可，被视为律师界的挚友。几年前，韩教授曾发表题为“律师辩护将迎来寒冬”的文章，不知道大家是否阅读过。郭烁教授则指出了陪审团制度修改中存在的叶公好龙现象，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与我们的差距，以及我们应如何完善的问题。陈实教授则细致入微地探讨了辩护权制度改革的问题，他强调，如果辩护权制度不发达，协商性刑事司法将失去其根基与色彩。

我原本准备的题目是《新刑诉法侦查阶段阅卷权制度的构建》，但在听完前面几位老师的演讲后，我认为已无必要赘述。在此，我想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作为一名乐观主义者与律师，我在实践中遇到了许多困惑。但我始终保持对法律的满腔热忱，“实践虐我千百遍，我待法制如初恋”。在刑事诉讼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中，我见证了我国辩护制度的显著发展：从最初的空白状态，逐步走向成熟与强大；从单一的审判程序，扩展到审前程序的全面覆盖；从侦查阶段律师身份的争议，到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再到2018年增设的“值班律师制度”，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推行的“刑事辩护全覆盖”举措等，这些进步虽在某些方面呈现出形式化的倾向，但在辩护制度建设层面无疑取得了重要突破。然而，实践中的诸多情况却令人忧虑。有学者甚至指出“刑辩已死”，意指尽管制度日益完善，但律师的权利保障却未能同步跟进，导致制度形同虚设。韩教授亦曾提及制度正面临寒冬。那么，问题的根源何在？是否在于法官与检察官的专业素养不足？我对此持否定态度。作为法学教育者，我深知我的学生们才华横溢，他们在法学理论与公务员考试中的卓越表现令人赞叹，堪称精英中的精英。然而，当这些精英步入法庭，为何他们的判决未能充分实现国家的法治目标，让每一位公民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问题出现在哪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法官无法公正的审理案件，而在于他们缺乏足够的权力来做出公正的判决。在当前的司法体系中，存在一种内审程序，即使基层法院做出了无罪意见，仍需经过中院、高院的层层审批。在这一过程中，某些领导仅凭借沟通的方式，便能轻易推翻法官的无罪意见，而他们的专业素养却并非决定性因素。因此，我认为公正判决的问题并非出在法官或检察官个人身上，而是源于领导层的干预与制度本身的缺陷。针对这一问题，如何从制度层面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觉得这是个关键问题。

我还有一个观点，即在中国当前诉讼体制尚未进行根本性改革之前，审前程序，尤其是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相较于审判阶段，往往能展现出更为有效的辩护效果。进入审判阶段后，即便检察官秉持公正之心，亦可能因考评机制的压力而倾向于促使法官做出有罪判定，甚至法检单位领导之间亦可能对此持不同意见，但最终维持有罪判决的决定更符合博弈后的实践常态。我曾亲身经历过一起审判阶段的案件，耗时长达四年之久。这个案件让我心力交瘁，从黑发熬成白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去年全国共有168.8万被告人涉及公诉案件，其中公诉案件仅465人被判决无罪，无罪判决率仅为0.027%。这一数据值得引发深思：全国3133个基层法院，一个基层法院平均办理刑事案件数比照上述比率，几十年来都没有一个无罪判决是常态。更令人震惊的是，有些法院甚至声称其从未有过无罪判决的记录。更有甚者，某些法院在特定时期，因审查或整顿的需要，对可能判处无罪或缓刑的案件持谨慎态度，这同样与考评机制有关。孙教授此前也提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正致力于取消一些不合理的考评指标，我对此表示赞同，并希望这一改革能够切实落地，让司法公正成为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逻辑自洽的结果，而非异化为绩效考评的牺牲品。将行政化的指标应用于司法考核，无疑会削弱司法的独立性。司法权如果被行政权所裹挟，其独立行使将难以保障。以上仅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我再说一下另外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关于刑事制度的改革应当力求彻底，避免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方式，否则将导致频繁且不必要的修订，就像我们还没有读完一本书便又去购买新书，这无疑是一种资源的极大浪费。第二，关于审前程序的诉讼化改造。尽管近年来相关制度已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但从根本上来说，仍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当前的程序依然侧重于刑事治罪，而非诉讼程序应有的程序正义之美。例如，侦查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即便明知嫌疑人可能无罪，也常因制度压力而采取延长拘留期限的做法，如将原本可能适用于较短拘留期限的案件，毫无合理根据地延长至30天。这种行为实质上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实质目的，属于侵犯公民权利的滥用职权行为，此类现象屡见不鲜。我曾亲自处理过一起类似案件，嫌疑人在拘留期满30天当日，我的合作律师在检察院诉讼服务大厅等候，以便在公安机关提交提请逮捕意见的第一时间，我们提交不批准逮捕的意见书，确保我们的意见与公安机关的同步。结果合作律师等到检察机关下班还没有等到公安机关的人前来。正当我们感到迷茫的时候，嫌疑人竟在第二天一大早被释放了。从这一事件中，我深刻感受到该案件背后隐藏的明显无罪事实，以及当前审前程序中行政化特征明显，侦查权缺乏有效监督和制衡所存在的问题。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亟须有效辩护机制的建构，此系一项系统工程，难以一蹴而就，更需要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一起竭尽全力。

限于时间关系，我就分享至此，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