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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专门讲“轻罪”治理，而不是“犯罪”治理？

　　首先，轻罪案件已经占到全部案件的80%～90%，也就是说轻罪的数量占了全部犯罪的大头，治理了轻罪，也就治理了犯罪的基本盘。

　　其次，相对于重罪案件来说，轻罪案件更容易找到规律，因为很多轻罪都是法定犯，往往有一些社会的、经济的、机制的、环境的背景和规律，找到了规律就更加容易治理。而重罪案件往往是极端恶性犯罪，它们具有偶发性，呈现点状分布，不容易总结出规律，因此也就不容易进行治理。比如，如何预防杀人犯罪发生？恐怕就比较难给出具体的答案。但是对于预防“超市盗”，就更容易总结出人防和技防的规律和方法。

　　再次，轻罪案件既有个体性的原因，也有社会性的原因。发现并治理了社会性的原因就相当于治理了犯罪的源头，就实现了诉源治理，也就是让本不应该发生的犯罪可以不再发生。比如“超市盗”中包含了科技手段应用所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如果进一步提升技术手段，实现漏扫自动提示以至无法漏扫，就可以实现科技背景下的他律，从而实现“不能偷”的效果，进而促进“不想偷”的道德自律。

　　最后，轻罪处于犯罪的边缘，对轻罪犯罪人而言，拉一把他就上来，推一把他就下去。而且轻罪覆盖面大，每年一百万犯罪，九十万轻罪，如果可以消减一部分，那就是几万人和几十万人的人生。再加上目前的前科消灭制度缺失，犯罪附随后果沉重，其负面效应不仅加诸犯罪人本人，还会对其子女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如果可以治理掉一部分轻罪，那么即使在犯罪附随效果不能马上消除的况下，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刑罚的负面效应。对于社会、对于个人而言其实是双赢。

　　在我国当前的犯罪结构中，不仅仅是轻罪比例高，而且案情往往比较简单，这种案件结构就启示我们在轻罪治理上可以从两个方面发力。

　　1. 治 理

　　我们要深刻地理解“最好的刑事政策就是社会政策”的本质含义。

　　犯罪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更不是个人承担责任了事，对轻罪而言尤其是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特别探讨轻罪治理的原因。

　　伴随着法定犯类型的增加，以及科技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道德风险，在某些领域呈现了他律缺失的现象。

　　这就像红绿灯坏了的街道临时产生的拥堵一样，并非大家道德水准下降，而是长期对他律的依赖突然缺失之后产生的不适应，以及由此导致的临时失序。更深层次来说，人是有弱点的，只有一部分人自律性很强，还有一部分人的自律性较弱，即对他律的依赖程度较高。

　　一旦他律缺失，自律性较弱的人就可能率先挑战既有秩序，成为找漏洞、钻空子、加塞儿、占小便宜、损人利己的人，而这些行为严重到一定程度，刚好与特定犯罪的构成要件相吻合，这些人和这些行为就可能触及刑律。

　　我们都知道，光惩罚这些人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外在的约束机制，修复失去的他律机制，比如先修理好红绿灯。

　　当然，社会上的问题显然比红绿灯要复杂，有可能不是简单的“坏了”，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和新的业态，以往的他律机制不管用了，需要一些与之配套的，更加高级的、现代化的他律机制。

　　因此，我们的治理就不是简单地惩罚犯罪或者不惩罚犯罪，而是要尽快找到那些坏掉的或者本应安装但没有安装的红绿灯，尽快将他律机制建立起来。

　　社会之所以需要法治就是因为光靠人的自律是不够的，光靠人的管理也管理不过来，而是需要制度化的、自动化的管理机制，让人明确预期，又能够让人时时感受到他律的约束，让人有一种秩序感，从而才会实现行为的自我校正。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用他律来强化人们心中的道德律令，所谓的道德律令并非人们自己的想象，而是一种外在的真实，是他律机制在人们心中的投影。

　　那么，我们在办理轻罪案件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对个案的处断了，还需要基于个案联想到类案，通过类案总结案发的规律，通过规律洞悉案件背后的社会性原因，根据个别的社会原因开出社会治理的药方，从而实现标本兼治。

　　治理轻罪的过程，也是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因为犯罪一定是社会治理中最严重的一种病灶，司法机关通过对这种病灶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就可以实现社会的整体健康。或者说通过轻罪治理对社会进行定期体检，从而对社会发展规划、运行、管理提出系统的优化方案，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治理，促进社会的精治、共治、法治。

　　2. 治  罪

　　治罪要从两头说。一头是对不断扩大的犯罪圈范围，需要进行动态调节。

　　现在的犯罪圈一直在扩大，也就是罪名总是在增加，极少见到有减少的时候。

　　入罪标准也是降低的时候多，抬高的时候少。

　　总体来看就是犯罪圈越来越大，有的时候甚至压缩了行政处罚的空间，违法行为一步入刑。

　　有些法定犯缺少入罪标准，如果按照刑法规定机械入刑，那么行政处罚就完全没有空间了，这显然也违反了刑罚的谦抑性原则。

　　因此，笔者建议治罪标准应该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对罪名增减同步考虑，实现有增有减；对入罪标准实现有升有降，避免刑罚万能论；对刑罚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比如刑罚附随后果要予以高度的警惕，最大限度避免株连。

　　另一头是对于公众深恶痛绝的一些带有侵扰性、侮辱性、暴力性的犯罪，应该保持从严打击的高压态势，避免这些犯罪升级到更加严重的程度，增加公众的安全感。比如公安机关的“夏季专项行动”就可以发挥比较好的震慑效果，也是在给潜在的犯罪分子传递明确的警示信号。这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他律力量。

　　轻罪治理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司法问题，而是社会治理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轻罪治理不是立足于个案的，而是立足于整体的；不是立足于当下的，而是立足于长远的；不是只关注于表面，而是更加追求实质地解决问题，是一种系统化的法治思维。轻罪治理是司法现代化的一种体现，也必将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来源：刘哲说法

　　作者：刘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