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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案件的出庭方案往往需要审定，也就是要严格按照之前上级确定的讯问提纲、举证质证提纲、答辩提纲和公诉意见书来出庭，不能超出这个方案的范围。

但是实质化的庭审是瞬息万变的，在法庭上的情况往往会超出此前考虑的范围，这个时候很多年轻的公诉人就六神无主，要么拼命翻找答辩提纲，要想这个里面必定有现成的答案，如果找不到，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因为说什么都害怕超出庭审预案的范围，害怕被领导批评，未得到批准就不敢说话了。

但是庭审中即使是几秒钟的停顿也都会显得底气不住，损害指控的效果，更不要长时间的冷场或者自说自话。

这些表现虽然没有超出预案的范围，但也注定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

因为这种尴尬的局面，所以庭审往往被称为“带着锁链跳舞”的艺术。

这个“锁链”就是庭审预案，或者说是上级的意志和命令，但是舞蹈需要由公诉人独立完成，不管预案如何，只有经由公诉人的语言表述才能称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庭审记录，作为裁判的依据。

上级的意志和命令出了按照既定的方案出庭之外，更是希望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如果出庭失败了，那么这个既定的方案就将毫无意义。但是很多公诉人一般不敢这样想。

也就是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习惯于机械的完成任务，但却忽略了任务的终极结果。

这里有三个问题：

1.有时候锁链绑得太紧了

让公诉人没有空间，对出庭方案的严格性过分强调，导致公诉人有时候想念台词。这其实庭审形式化的产物，实际上这种过分强调的出庭方案一字不差的严格落实，就是无视出庭实质化的表现。

因为既然是实质化的，就是不确定的，就不可能被完全预知预判的，就必须有一个随机应变的，临场发挥的，就是真出庭的，就是要能够应对瞬息万变的弹性和机动性的。

这实际上也是在承认辩护人会实质化的辩护，被告人敢于在法庭上讲真话，而且法庭会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和保障的。

如果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他们的反应不可能被提前完全预知，出庭预案不管如何准备都不可能充分，都只是一个参考。既然如此，那不应该过分强调的出庭预案的不容调整和变通。

之所以强调出庭预案的不容质疑地位，实际上是在强调司法行政化的管理权可以凌驾于司法权和司法规律，也就是出庭方案是由不出庭的人确定的，甚至是毫无出庭经验的人，对案情并不充分了解的人确定的。

庭前本来是公诉人最紧张的时候，是最需要充分温习案件材料，做好出庭准备的时候，可但是往往是这个时刻，反而可能却要三纲一词的文稿反复报批，对文字反复调整，可能在出庭前一晚才最后敲定。好像明天只要照稿念就行了。

在庭审实质化的情况下，反而是最不适合照稿念的，一方面本来用于冲刺准备庭审的时间都用改稿子了。另一方面，由于对一字一词的反复推敲审定导致公诉人真是不敢不照稿子来，即使发现出庭现场已经有了新的变化，需要新的应对，但是新的应对之前没有想到，领导也没有对新的答辩意见进行审定，导致有话也不敢说啊。这造成了出庭现场经常的迟疑。

不是完全没有话说，而是失去了自由表达的习惯。

被锁链锁的时间长了，一旦没有锁链还不知道怎么跳了。

2.擅自发言可能会被追究责任

在这种案件中，往往会三令五申，严格落实领导层层审定的出庭方案，严格落实办案纪律，必须不能超出方案出庭。

但是对于现场出现超出方案的情况，到底怎么办，一般没人会说怎么办，反正还是照着出庭方案来。

之前领导不是说了，让你们把庭审中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考虑出来，写到答辩提纲中吗？

如果在庭审中出现了新情况，但首先就是你答辩提纲考虑不周全的问题，而不是出庭预案不正确的问题。这个责任还是要由你承担。

但是一个人应该预见到所有未知的情况吗？这个要求是否合理？对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并不会有人认真探讨和研究。

本来出庭方案就是一种参考性的准备，最终由司法行政化演变为必须严格执行的出庭剧本，这不仅是庭审形式化的产物，与庭审实质化是背道而驰的，也是与司法责任制的要求背道而驰的。这是司法行政化不断强化的产物。

对出庭工作的结果就是压缩了出庭自由度，任何根据庭审情况的发挥都称为对司法行政管理的冒犯，从而被质疑和否定。即使目的是出于有效指控的目的。

记得有一位老领导出过一个职务犯罪的大庭，但是被告人多，辩护人也多，所以当时他即兴来了一个总答辩，这就超出了当时预案的范围。虽然庭审的效果很好，也最终被领导认可和接受。但是现场直接负责督办的领导可吓了一跳，出庭下来就质问他为什么要搞一个总答辩。结果他说，是你出庭，还是我出庭？

但是现在很少有公诉人敢于这样出质疑吧，那如果庭审真的有意外发生，又如何应对呢？

3.即席表达能力普遍缺失

在这种捆绑的出庭模式下习惯了，就不太会即席表达。

这也是公诉人普遍习惯于书面开庭的原因，宣读完起诉，低头按照讯问提纲再进行询问，然后念证据，念公诉意见书，第二轮答辩的时候，再翻翻答辩提纲，把准备好的答案念一遍。

最极端的情况，有的公诉人甚至整场出庭都没抬起头。

但是辩护人普遍不可能大段念稿，法官会要求他庭后将书面意见提交法庭，现场只让其说要点，这反而锻炼了辩护人即席表达的能力，能够强着说，说一句话，就能说五分钟，说给他五分钟，他就能讲出二十分钟。

而且一旦发现是庭审直播，更是会打鸡血，反观公诉人会变得十分紧张，因为念稿也害怕念错了，而且与现场不吻合不搭调自己心里也是清楚的，所以自己也会十分尴尬，一想到这种窘态可能被更多人知道，甚至被传播，就更加进展。这也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有人我问，如果碰到这种“带着锁链去跳舞”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我的建议是可以适当超出剧本。

因为，所谓的严格强调只能按照出庭预案出，不能超出范围，从本质上理解也只是在你预料到的情况下有效，如果一旦超出了预料，那就不应该受到限制，因为当初没有制定具体方案，那就意味着可以进行发挥。因为你不发挥，也没有明确的答辩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可能还是会用准备好的其他内容勉强对付，所问非所答，这样看起来没有超剧本，但实际上是在糊弄事，违背了把庭出好的最终目标。

因此以完成指控的最高目标出发，必然可以推知有一个灵活把握的空间，不管之前对出庭预案强调的多么厉害，但是在出庭的现场只有你才能应对，只有你说的话才具有法律效力，幕后的人不可能代替你完成，而你如果完成不好，效果不好，也没人会对你严格执行出庭预案提出表扬。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就是这个意思，对于瞬息万变的情况，执行者都有一个妥处权，也只有灵活机变，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才算是对工作真正的负责，而不是表面负责。

但是这个灵活机变往往是即席表达的形式出现的，这并非一日之功，需要在日常的出庭工作中进行刻意磨练，需要习惯脱稿出庭的表达方式和庭审准备方式，需要对案件事实证据和基本法律问题能够了然于胸，可以随时调用，还能够有极强的心理素质，做到临大事有静气，能够沉着应对。

只有这种长期的磨练才能做到适当超出剧本而不逾矩，才能够避免临时发挥的词不达意。

“带着锁链去跳舞”的“锁链”往往不是身上的“锁链”，而心中的“锁链”，即使“锁链”不在了，但是那个印记还在，习惯还在，放不开手脚的别扭还在，这就需要我们自己来破这个心结。

来源：刘哲说法 

作者：刘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