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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讯对刑事检察来说是家常便饭，是几乎必经环节。说几乎，是因为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不是每案必问，刑事诉讼法规定是可以讯问，只有几种特殊情况是应当讯问。

在十多年前，批捕部门更是有选择的进行讯问。但是我从那时开始，我就对自己要求要每案必问，虽然这要耗费半天时间，但是却是十分值得的。

因为见到真人和看笔录完全不是一回事。有些时候获得的信息可能正好相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卷宗里的笔录忽悠了，说白了就是避免办错案，主要还是因为自己胆子小。

到了公诉岗位，那讯问更是必须的，而且也更加详细。

讯问工作很多人重视的不够，认为这只是核实证据，自己的笔录一般也不会作为证据使用，那就简单了事，这就失去了讯问作为开放性的宝库。虽然我们讲究不能仅以口供定案，但是口供在证据中的核心地位始终是不可动摇的。

最重要的是，嫌疑人是有罪的，那他就是犯罪的当事人，他最了解是犯罪的一切情况，而这些情况中的很多细节甚至是目前卷宗都没有反应的。而如果嫌疑人是无罪的，那他也是辩白无罪最好的信息提供者，比如他可以提供不在场的情况，与案件无关的情况，正当防卫的情况等等。而这些都有待于我们去挖掘。

有人喜欢列出一些讯问提纲来问，好像有些实务教材也是这么教的。但我感觉这样做，往往不是很自然，会影响谈话的顺畅性。就像你聊天时，你会看稿子么，只要你低头一看手机，那这个对话就会被中断了。

所以我个人的体会是不要用讯问提纲，顶多是把最需要了解的信息点，随意的罗列一下，作为一个提示。但最好的方法还是进行充分阅卷之后，让自己做到胸有成竹，将需要预设的问题在自己的心里过一遍，有一个大致的框架，在讯问的时候随机应变就可以了。

所以讯问的关键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听，也就是关键是让嫌疑人自己打开话匣子，将内容自然的表达出来，而不是你问一句，他打一句像挤牙膏时的问法。

而且只有自然流畅的谈话，才会进入一种放松状态，才会更加有可能说实话。我们需要让他自然陈述的差不多，然后根据他已经表达出的信息点，与我们通过阅卷所得来的关切点，也就是我们最需要解答的一些案件问题，将它们结合起来，不经意的提一下。

有时候，甚至是不经意的问一嘴，比如哎，XXX在干嘛呢？这样啊，那你怎么不XXX?当时你咋想的？等等。

这种简短的，不是很正式的问话，目的是尽量不要打断嫌疑人已经进入的心流状态，只是稍稍的引导一下信息的表达方向。

特别忌讳，自己低下头，看一下讯问提纲非常正式的提问，然后再低下头，再非常正式的提问。这样会激发嫌疑人防卫心理的应激反应。一看你这个问题就是特别有针对性的，他就要防备一下，仔细考虑一下再做回答。

不经意的随机提问，目的就是在于不给对方反应时间，而且是顺着语流表达的方向来提问，就是不打断思路，尽量顺畅的把天聊下去。

是的，我始终感觉讯问要想达到一种比较放松的状态，其实就像是在聊天。尽量隐藏发问的目的，避免刻意发问，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听上，让嫌疑人以最放松的状态下，尽量多说，在看似冗余的信息中体会其与案件的关联性。甚至在提讯笔录完成，书记员在整理笔录的空档，或者签字之后等待还押的空档，也要继续进行“聊天”。一方面是避免尴尬，另一方面可以了解一些看似不重要的背景信息和细节。有时候，甚至可以发现很重要的内容。这些内容虽然没有计入笔录，但你听进去了，就可以作为核实证据的重要依据。而有些话，嫌疑人听进去了，就可以发挥教育转化的作用。

因此，讯问人作为信息的获取者，切忌喧宾夺主，应该更多的关注对方的表达，并根据其表达内容，及时对讯问的策略进行调整。

讯问的目的在于核实证据，这是不错的。

但一定不要忘了，你问的不是证据，而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

是人就是有过往的经历，性格倾向，情绪态度，价值观念，这些往往是案卷里没有的。案卷里往往更多的是与案件最直接相关的内容，比如故意伤害就是怎么打的，连打架的原因都很少涉及，更不要说产生这个原因的背景。

但是我们最终惩罚是这个人，我们必须要对人有所了解。我们可以通过案件的细节，背景，他对行为和事物的判断，他流露出的情感和价值倾向，他对家人和朋友的态度，他对整个案件的看法。来体会这个事到底是不是他干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坏人”吗？

这些可以帮助我们对案件的最终处理作出判断，这种判断一定是结合与人相关的因素，这种因素是语言很难表达出来的，是信任与不信任的问题，是否值得同情的问题，是对人身危险性的评估。

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具有开放性和无限可挖掘性，你可以跟他一直聊下去，能够挖掘出比卷宗多得多的内容，虽然有些不是那么相关的，但却是包含了更大的信息量。

因为证据是死的，人是活的。

以往的笔录是基于侦查人员的经验与嫌疑人交互的过程中实现的，一旦固定就具有天然的局限性，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信息范围。有些是该问的没有问到，以为那些不重要，但其实非常之重要，这个事就需要在提讯中自己问出来。有些是，记拧巴，有些明明表达这个意思，但却记成那个意思了，有一厢情愿的问题，也有故意篡改的问题。还有时候该记的重要信息遗漏了，还有的时候记录了根本不存在的信息。

这些内容你如果不提讯，你是永远不可能知道的。

而你对案件的理解得越深，你问的就可以越深，就会超越之前笔录的信息层次，达到另一个境界。但无论你怎么问，嫌疑人都可以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回应，你总是可以问出一些新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这是由于人的开放性决定。如果他真的了解事实，那个是真事实的话，那对这些细节的回忆就可以无限细化，这是真相的重要表现。

而如果他是听别人说的，或是自己编的内容，那就经不住刨根问底，在不断细化的问题上就不敢编下去，因为编得越细越容易露馅，在这种情况下，嫌疑人往往坚持的态度就是不愿意深入下去。

基于人的开放性和真相的无限可细化特征，通过细节的深入是可以检验口供的虚假性的。

有的人提讯容易产生情绪对抗，容易与嫌疑人吵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获得有效沟通的。而有些人以一种优越感的姿态出现，这容易招致嫌疑人的报复，所以往往会以故意不配合讯问，甚至乱说一气作为报复，故意给你捣乱。

有一个分院办的案子，公诉人每次问，嫌疑人都要翻供，一退补，就又不翻了，公诉人再提讯还翻供，预审员就问这个嫌疑人，你到底什么意思，你到检察员就翻供了，到我这就不翻供了？嫌疑人说，公诉人对他不尊重，他就是故意捣乱。嫌疑人想要捣乱其实是很容易的。

这实际上是一个情绪问题，嫌疑人的情绪往往是负面的，也没有几个人身陷囹圄之后心情会好。他们有的真是受了冤枉，有的只是觉得自己倒霉，有的觉得事出有因，有的抱怨社会问题和体制问题，有的哀叹人生命运，有的仍然陷入与被害人对立的情绪出不来。

这些种种的负面情绪，再加上自保心理，往往体现为一种对抗和对立的情绪。说到关键的地方就容易不愿意配合，就会推诿、避重就轻。如果我们只是一味训斥、质问，甚至挖苦和嘲讽，我们受到的往往是更大的情绪。嫌疑人会认为你不尊重他，你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不愿意听其辩解，就会非常情绪化，就会申辩，甚至情绪很激烈的抗辩、质问。其实他是对你的态度有意见。

对于嫌疑人的负面情绪，我们要一种包容力，我有一份了解之同情，我们试图去理解他是怎么走上犯罪道路的，他有什么不得已之处，反思自己处于他的情形，又能干什么？

我们不能因为嫌疑人犯了罪，就认为他是天生的坏人，尽量不要过多的进行道德谴责。要在嫌疑人体现出悔恨和忏悔的时候，要肯定他不是天生的坏人，在其能够如实供述的时候，要肯定他的态度，可以说他是一个敢作敢当的。

是的，嫌疑人也需要鼓励，他们也希望得到理解，甚至同情。你在理解他的时候，他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他也会开始理解你，会尽量配合你的提讯，包括以后的诉讼流程。因为他觉得，你是就事论事的人，没有因为他犯罪就对他的人格进行贬低，让他保有最后的尊严。

而这对他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也是一个人，他也希望得到尊重，我们要了解嫌疑人的心理。

所以尽量减少指责，增加理解。而这种理解不是同情犯罪，而是对其走上犯罪道路的惋惜，比如问他你当时图什么呢？与他共同谈到，当时有没有能够避免犯罪发生的可能性，然后共同分析，当时为什么没有阻止犯罪的发生，也就是把他的理性之我抽离出来，以一种外部视角检讨自己的罪行，也就是让他自己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性。而不是把结论强加给他。

而当你释放出善意的时候，你才可能收获善意，这份善意将为案件的后续办理提供极大的便利。而恶意只能收获恶意，其实是自己给自己挖坑。

如果要想提讯顺利，我建议你尽快把优越感收起来。

来源：刘哲说法 

作者：刘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