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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班就在批捕处，因此批捕是检察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当然现在是捕诉一体，成为刑事检察的一个环节。

关于批捕权的质疑可以说从上学到上班，甚至直到现在从未平息过。

带着这些疑惑我开始了检察工作。

公诉人往往认为批捕处比价轻松，感觉不用那么精细的审核证据，也不需要出庭，有时候甚至都不用提讯，好像只是一些案头工作者。

这些特点也导致批捕处人员年龄偏高，往往是那些想弄案子，但又不想那么累的大哥大姐比较集中的地方。所以公诉认为批捕其实是二线。虽然我们并不同意。

但是批捕对公安的制约，确实要比公诉要强，法制处的领导几乎天天都要来批捕处报到，以促使一些重要案件顺利批捕，从而保证侦查的顺利进行。我有一个案子，连续做过三次不批捕，结果预审员天天来我这报到，最后主管领导做我工作，我才搞了一个附条件批捕。当然现在附条件批捕已经废止了。

虽然我当时也是比较羡慕公诉的，认为他们出庭的感觉多神气，好像那才是检察官该做的事情。

但是其实批捕处也还是有很多优势的，一是案件周期短，一般是七天，在留出报批的时间，以及周末的时间，那么给自己留下的时间，也就是一两天，长的话也就是三四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完成阅卷，提讯，撰写审查逮捕意见书（也就是审查报告）等工作。二是因为周期短，所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能够接触到各种类型的案件。因为人员少，一般不会想公诉哪些搞些专业化。往往也就是一个人相对侧重办职务犯罪的案件，其他案件基本都是轮着办。

而想我这样刚过去的年轻人，肯定是可劲使啊，所以就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接触到一些复杂疑难的案件。成长的周期要比公诉短。

由于办案周期的原因，我们的提讯也无法过于详细，及时多人多起的也必须在半天内提讯完，所以只能捞干的问，还要能够快速把握的要害。

虽然审查报告不如公诉报告那样详细，但只要保证要构罪，事实证据不能有大的偏差，不能捕错了。这就要求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事实中形成一个快速分析把握的能力。可以说，我们看卷速度要比公诉快，而且往往只看一遍，就开始打报告。根本没有时间让你看第二遍。越是复杂案件，其实阅卷的时间会越少，因为提讯、汇报都会压缩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批捕处的前辈就想出一招，那就着重审查一两起重要事实，也就是够捕的就行了，其他搞太清楚也没有用，反正自己也不用公诉。

但是我上班那会，已经有一个《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要证据材料通知书》，到现在也在用。这份文书的意义就在于，在审查逮捕的时候，发现证据有缺漏的情况下，应该建议侦查机关补充完善，供公诉时使用。只不过这份文书没有刚性的要求，大家也普遍抱着多一事少一事的态度，不愿意用。

而且公诉老觉得我们是二线，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打工？这与学者所认为的，批捕起诉由一个机关行使，就会相互迁就配合。

对于这种想法，我在实践中从未看到过。我看到更多的是“批捕”和“公诉”在检委会打架。

我有一个强奸案件，有一天开检委会，我都不知道。处长突然让我上去，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上会发现，原来是由公诉提请的，想对我捕的一件强奸案件做不起诉，是一个强奸未成年人的案件。我凭着记忆据理力争，而公诉也引用很多原始证据进行反驳。最后这个案子捕了，被告人被判了10年以上。这个时候，我心里想公诉也未必就一定比我们强，这个案子我觉得如果他出不了庭，我来出都行。

但是其实更多的时候，公诉说不起诉就不起诉了，他们更有说服力。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写复查报告。

我们写的觉得部分复查报告，都不是因为判无罪而写的，都是因为不起诉而写的。

我从未感到过他们“照顾”过我们的感受。

当然了，这是因为法庭也不会“照顾”他们的感受，这是一种案件质量传递的结果。

慢慢的我们也只能不“照顾”公安的感受，这样不批捕的案件就逐渐多了起来，甚至越来越多。十多年前，只要有几个百分点的不批捕率，那就了不得了。现在普遍达到了30%以上的水平，侦查机关也慢慢习惯了，复议复核也没有明显的增多。

因为公诉普遍不“照顾”我们，我们也就不愿意把案件扣得那么细，而且客观上也确实时间不够，最根本的问题是“成绩”和“结果”并不归属于我们。

公诉还会从批捕要报告，如果你写得足够细，他就省事了，可以不打了。但出庭这些露脸的成效还是他的，他也不会过多的表扬批捕，甚至都绝口不提自己拷贝报告的事，这样可以在非常轻松的情况，赚取劳动果实。更有甚至，还会继续讽刺批捕是二线人员。这就让批捕的人更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裳。所以明明在卷里看到写什么也不会写出来，也不说出来，除非公诉人以极其虚心的态度，才会说点什么。

但是因为当时我年轻，这种心理机制还不牢固，对公诉并没有那么的反感，甚至是有一种向往。在领导并没有将我安排到公诉岗位的时候，我提前向公诉标准看齐，把案件打些一点。这样在拷贝我报告的时候，也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口碑，更加愿意拷贝我的报告。而对于有些大哥的报告，公诉人都知道拷贝了也没有用，所以就不拷贝了。我并不希望那样，我觉得即使“剥夺”了我的劳动成果也没什么，我还是自己收获多。

我甚至就像一个公诉人一样，去想象出庭的情景，从而撰写《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要证据材料通知书》，把我能想到的点都写上，提出详细的侦查建议。就好像侦查人员真的能听我的话一样。而那时只是一个书记员，但我把自己当做一个承办人，甚至一个公诉人来要求，或者说只是一种幻想。

但是当我到了公诉处之后，我发现很多我列的提纲，侦查机关都照办了，虽然并没有跟反馈，所以其实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当时对批捕案件把握，就近乎是捕诉一体的状态，我三次阻拦批捕也是怕捕了以后，关键的证据取不了诉不出去。当然了诉不出去，我们也要写复查报告，这里边也有利己的心理存在。

我对批捕的理解是这样的，某种意义上批捕的标准要比起诉的标准更高。因为需要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判缓刑都是逮捕质量不高，因此对严重程度应该有所预判。

虽然逮捕的证据标准从立法上低于起诉标准的表述方式，当时从本质上对我们来说几乎都一样。要想确保批捕质量，就必须以起诉标准来要求，而不能寄希望与捕后侦查完善，以及公诉的退回补充侦查。因为捕后的证据收集极为有限，批捕之后很多侦查人员就把证据放哪了，顶多再问几堂口供。尤其是在你都没有提出捕后取证意见的情况下，又怎么能寄托于侦查人员自觉开展侦查工作，这是一种幻想。

但是在案件特别复杂没有意见梳理清楚全部证据和事实的时候，怎么办？是不是可以留待公诉阶段再去详细梳理？

我认为还是要克服一些困难，尽量梳理清楚一点，这样能够发现的问题也更多，给公安的侦查引导意见也更完整具体，这样这个案件在后续公诉阶段才能更容易向你期望的方向发展。我们对证据梳理耽误时间，往往耽误在证据摘录上，现在电子卷宗已经比较普及了。因此，我所谓的梳理和分析，并不是再录意义上的分析。而且是对问题和证明事项的梳理和分析，也就是更加实质性的分析案件，把证据之间的矛盾点尽量都摆出来。在矛盾之中看看能不能梳理出一个证据链条，从而作出一个基本判断。

我认为批捕阶段最重要的证据事实这些基础性工作，也即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一定要搞清楚，包括正当防卫这些无罪因素的法律问题也比较考虑清楚。

至于更进一步的细节性法律问题可以放在捕后再做考量。也就是凡是与定罪有关的法律问题在这个阶段都应该考虑清楚。

对于逮捕必要性的把握，我们那个时候总体上主张的是构罪即捕，对逮捕必要性考虑得非常不够。但现在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原来不敢放人，主要是因为取保之后就很容易产生脱管现象。但是现在通过电子手铐、非羁码能够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也可以大胆批捕，这样不批捕的范围就大大的扩展了。对于民间纠纷，过失犯罪，触犯偶犯，未成年犯，一般都没有羁押的必要。

虽然没有羁押的必要做了不批捕，但是只要经过了批捕环节，就有必要详细弄清楚，证据标准还是要按照公诉的要求来梳理。

实际上，现在批捕工作更像是公诉人前置到侦查初期的一种强制介入程序，重要的目的是把事实搞清楚，对证据的问题要梳理清楚，对需要完善的问题要前瞻性的提出来，从而为公诉阶段全面判断做准备。这个时候如果仓促了，那后续工作就会麻烦无穷。

有不少人认为批捕权掌握在检察官手中，检察官就会尽量羁押嫌疑人，实现让嫌疑人就范的效果。他们尤其认为捕诉一体之后，诉会被捕捆绑，产生凡捕即诉的效果。

但是实践中，其实为了避免捕后不诉，而预防性的就作出了不批捕处理，这也是不批捕率持续提高的一个内生性动力。当然这主要在证据不足不批捕领域。

而相对不批捕这块，主要是还是人性执法观念和认罪认罚的推动。

事实上，正是由所谓的法庭两造对立一方，在推动降低审前羁押率，来释放对手。这似乎与部分学者的理解并不相符。

但其实检察机关在嫌疑人、被告人根本就不是对手的关系，虽然在法庭上分立两侧，但是不批捕、不起诉面前并不是分立两侧的，还有更多的法律监督权能也不是分立两侧的，而是相对客观中立的。检察机关对嫌疑人、被告人的态度，其实是取决于公众对检察机关的态度，因为检法均需要寻求公众的认可，因此在追求客观公正，追求人性执法理念上，其实存在着一种正向博弈关系。都希望能够干得更好一点，这是职能发展的导向和依归。

正因此，逮捕职能在这个新的阶段，反而是以降低羁押率为最大成就和目标，也不是不能理解了。这才是真实的司法逻辑。

来源：刘哲说法 

作者：刘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