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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认罪认罚进入同录时代。

这不仅是认罪认罚的变革，也是检察办案模式的变革。

以往我们对同步录音录像的记忆一般停留在职务犯罪案件，但是职务犯罪案件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相对比较低，大概只有几个百分点。

但我们说的认罪认罚案件，目前已经占到将近九成，那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的案件都要进行同步录音录像。

虽然这个同录的内容只限于听取意见的过程，但是却是每个人都要听取的，而每个人可能都听取不止一遍的，那就意味着每年有上百万件案件都要进行同录。

绝大部分检察官的绝大部分案件都要进行同录，也就是同录成为一种日常。

同录具体采取哪种方式呢？

一般有四种：

第一种是由技术员使用摄像机进行拍摄，非常正式，但是太耗费人力成本了，百分几的案件可以，但是如果让90%的案件都这么干，技术人员承受不了的。

第二种是设置专门的同步录音录像讯问室，设备已经安装到位，正常提讯就可以实现同录，但问题是看守所一般没有这种专用场所，公安有类似的设备，但是刻录调取都比较繁琐，这种借用设备的方式不太现实，而建设专用场所无论是在看守所还是在检察院自己的提讯室，都需要大量的投入，成本更高，短期内也很难投入使用。

第三种是执法记录仪，这个设备相对比较灵活，带着就走，导出数据也比较方便，是目前最普遍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照不到自己。但是照不到自己是不行的，因为比如参与人员全体出境，否则知道谁是承办人啊。目前一般来说是书记员或助理带着录，这样一来检察官、嫌疑人和辩护人都能录到，但是自己还是录不到，这样是不行的。

因为不可能是检察官单独办案，必须证明有辅助人员在场，而证明的方式就是要出镜。

实在不行把执法记录仪拿起来自拍一下行不行，好像也行，但却是不太正式，效果上也显得比较夸张。

实践中建议检察官和助理分别佩戴执法记录仪，然后进行对拍，这样都可以保证出镜，然后关闭一个使用一个执法记录仪进行主拍，另一台作为备用。因为确实存在一台没电了，或者出点故障的时候，如果有另一台备用就会顺畅得多。

尤其是以后经常使用，没电或者故障可能是常事，因此携带两台执法记录仪进行对拍、主录备录的方式是相对比较便捷和安全的方式。

第四种是通过全程提讯的方式，那就是需要通过录屏的方式进行记录，辩护人或值班律师在远程提讯的任意一段出现的，需要出镜记录在影像之中。

当然疫情期间远程提讯用得会多一些，随着疫情缓解，采用线下方式的记录会更多一些。

从这四种方式的对比来看，目前最便捷灵活、安全实用的方式首推执法记录仪，因为它可以适应任何环境下的工作。

但是执法记录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其内存一般比较小，你不能一直录而不导出数据，那样很快内存就满了不能用。

使用执法记录仪进行同录就需要经常的导出数据，虽然有一点麻烦，那其实从长远来说是最安全的。

因为这些数据最重要的案件数据，且没有备份，一旦丢失，就相当于丢失案件材料，那样后果会非常严重。比如有的人想等到归档的时候再导数据吧，这个时候你如果少了几条数据，你从上哪要去？你这不是等着承担责任。

目前，我们提出了相对严格的要求，那就是三个工作日之内就要存入统一存储平台，由统一存储进行备份保管。

因为统一存储平台是由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维护的，安全性是非常有保障的。就比如统一办案系统这么多年积累的数据，你看什么时候丢过。技术部门实际上为断电、故障等因素已经专门做了预防性的准备。

及时统一存储数据也是为了同录数据安全，同时收益的就是执法记录仪可以不断被清空使用，也就是可以一直录下去，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

对于同步录音录像的存储一种有两种声音，那就是光盘和存储两种形式。

有的人认为统一存储设备可能会非常复杂，其实并没有那么夸张，因为用于存储电子数据的服务器已经非常普及。

光盘看起来好像节约，其实一点也不节约，因为能够归档的光盘来说必须采用专用光盘，这种专用光盘往往价格不菲。

而最重要的是采用光盘这一种介质存储的话，安全性其实更没有保障。因为办案中我们经常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侦查卷宗中的光盘被磨花了，完全读不了，往往是要求侦查人员重新刻录，再进行保送。你能够想象如果没有备份，无法重新刻录该怎么办么？那就是证据灭失，那是无法挽回的结果。

如果同录数据仅使用光盘存储，只要调取几回数据，可能就再也不能读出数据了，那就相当于没有录，这就是同录本身失去意义，成了摆设。

从而这个意义上来说，统一存储不仅是性价比更高，重要的是更安全，保证数据什么时候调什么时候，从而实现了同录的根本目的，保留听取意见过程，从而确保自愿性和规范性的作用。

如果采用光盘存储，过了几年，有了纷争，想要调取录像证明清白，这个时候说光盘坏了，读不了了，你跟当事人说。当事人信么？为什么有的就能打开，没什么偏偏就是我这个坏了，你们是不是故意的？这就必然会进一步引发质疑。

但这里忽视了另一个问题，光盘真的容易怀疑坏。既然容易坏我们还要把它当作一个长期存储的介质，这不是糊弄人么，最终还不是糊弄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说，统一存储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同录的初衷是好的，对于规范性和公正性一定是有好处的，但也一定是会带来沉重的办案压力和负担。

这个问题，不能简单的以你就应该这样而一说了之，这是一种不办案的道德优越感。

凡是不办案的人都会说，不就是录一个像么，又不是每趟笔录都录，这有什么难的？

他这么说一定是没办过案子，或者现在不需要办案子，沉重的负担不需要他亲自承担。

推荐执法记录仪和统一存储的方式，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尽最大努力的减轻负担。

因为光盘刻录，先不管光盘的价格。但说为了光盘归档说要付出的代价都够沉重的，光盘要装盒，盒封面要有特制的目录，光盘要签封，光盘还要避免遗失，卷里光盘多就很容输错了，哪来哪去也容易拿丢了。

而如果使用统一存储的方式，就可以将交接清单入卷，只要对统一存储平台的目录按照存档的格式要求就行了，这样就可以减少很多负担。

而且调取更加容易，填写必要的审批手续，就可以从统一存储平台随时调取同录数据。而一旦使用光盘归档，就需要非常繁琐的方式找到卷宗再找到实物光盘，而这个光盘届时还需要及时归还。

而如果归还的时候，档案管理员如果让你当面再带开一下，而又恰好打不开，你急不急死？如果真的打不开，算不算你把它弄丢了呢。而弄丢了档案你要承担什么责任？

而从统一存储平台刻录的光盘就只是复制了一个备份，原始文件一直在，并不害怕丢失。那些调取的同录数据也无需归还，这样的压力是不是一下子小了很多。

很多被同录搞得很累的地方，往往是在具体管理层面缺少同理心和同情心，为了管理而管理，缺少对办案的服务意识，对外不了解民生疾苦，对内不了解办案人疾苦，从而助长官僚主义，最后让办案人员苦不堪言，而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却不高。

最后，你知道办案人员会怎么办么？大不了不做认罪认罚行不行，给一个不能接受的量刑建议太容易了，只要你有一丝犹豫就说你不真诚认罪悔罪行不行，正好法官和律师不是希望检察官对认罪认罚条件从严把握么，那我就来个从严把握。律师只要有一点意见，那具结书更是不用签了。这样同录不就也根本不用录了么？何必给自己惹这么多麻烦呢。

做认罪认罚很难，不做认罪认罚太容易了。

同录上边说起来很容易，但实际上干起来一点也不容易。

要把好事办好，并不是靠纸上谈兵。

这一点是政策制定者必须牢记的。

来源：刘哲说法 

作者：刘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