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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需要有疑。

也就是不能别人说什么是什么。

既不能移送过来什么，就照捕照诉照判。

也不能因为之前捕过诉过判过，现在也就可以一样办理。

即使之前有前辈就是这样办过的，即使已经形成了有一定权威性的案例。

也是要问一下，这个案件事实到底是咋回事，是不是与以往的判例完全一样，有没有什么不同点，这个不同点是否影响实质性的判断。

同时还要问一下，法律依据到底有没有问题，其本质含义到底是什么，这个一定要自己理解，不唯书、不唯上、不唯过去。我要思考一下当初的案例用的对么，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一样么，是不是要进行新的理解与适用。

也就是要批判性的思维，带着一些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证据、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

这样做是比较的麻烦，因为每一件案件都要重新思考一番，而不能简单的进行模式化处理，这样必然是比较费力的。

这样做也不会比较困难，因为你的独立判断和思考，可能会得出与以往先例不同的结论，这个结论一定也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挑战性的意味。

原来都是那样办，也都没问题。

凭什么你过来改规矩了，你以为你是谁啊？

这种质疑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压力。

因为在司法判断上，其实也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

你的这个观点如果与很多人不一样，凭什么就能证明你自己是对的，而别人是错的。

也许你的观点还没有充分得到时间的检验，就被那些带有惯性思维的人给推翻了，让你这个新的观点立不住。

这也是为什么改变司法理念特别难的原因，这是不断尝试、不断被否定、不断再尝试、逐渐被接纳的过程。

当我们看到一个司法理念似乎因为某些案件，某些标志性的规范性文件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

但其实这个转变在此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开始了，只是一直没有形成气候。

在一种新的司法理念没有形成气候，在这个不适应的气候下的生长才是极其艰难的，而随时会被吹灭。

在吹灭的时候甚至都不会造成太多的影响，根本没有人记得住，以为当时还没有气候嘛。

比如你记得住几个反杀案。

那么，我问你，你记得住在这些案件之前的形成正当防卫认定不成功的案件，有些甚至经过努力也成故意犯罪给认定为防卫过当了，这些案件可能是零星的、很多年前的案件，根本没有影响。

但他们都是激活沉睡条款的星星之火。

这些案件虽然没有在社会上留下多大的影响。

但是当时在一个特定地域的司法界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因为，这些可能理念坚持得还不够彻底的案件，其实已经在当时竭尽了全力了，已经与此前的司法认定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为了实现这个变化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一定要充分的收集证据，尤其是无罪或者最轻的证据，这个动作本身就可能需要很大勇气，而且还要给予充分的分析，给出足够说服方方面面的理由，才能可能被接受和采纳。

即使在今天看来，这好像也没有啊，但在当时已经是一种司法理念的进步了。

事实上，司法理念的进步从来都是一蹴而就的，一定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循序渐进地过程的。

对于过去的有疑，其实是为了更好的结合现实，因为司法一定是当下的理念和现实结合的产物，它必须与当下的时代紧密结合，不迷信先例，其实是为了尊重现实，是以动态的眼光考虑司法理念的转变问题。

对司法同行已转的案件，甚至是对于本院其他部门已转的案件有疑，其实是对案件真正负责。

我们必须亲历性的审查，亲自自己进行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才能让自己的案件放心。

我们对移送过来的案件有疑，是不是就是同行、同事的不信任？

其实并不是，而只是在尊重案件审查判断具有主观化的一面，是不可能完全客观的。

而既然是主观性，不管他是谁，也不管水平多高，都可能存在误判的风险，甚至也存在因为偏见而做出不恰当的处断。

也就是说如果不认真的提出自己的意见，就可能存在一些不确定的风险，而这个风险是自己没有把控的。

多一个人把关，其实就是在减少一部分司法风险，让一些案件中的硬伤和瑕疵更加有可能被发现。

在这个判断的过程中，也不仅仅是阅卷，也有可能需要自己独立的调取一些证据，以及对在卷证据的一些核验，从而增加判断的依据，让自己更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而且由于认知视角和职责不同，也可能存在一些思考盲区。

侦查人员因为他并不需要出庭指控犯罪，也不需要直接面对辩护人在法庭上的质疑，因为他就不太知道这个案子开庭的时候是啥样，需要注意哪些证据点。

因此侦查人员对有些证据调取的可能没有那么上心，因为他们无法审理的理解这些证据的意义和价值。

这是一种压力不对称所带来的认知差异。

对此，我们只能通过批判性的思维对已经收集到的证据进行系统整理。

不能照单全收，因为法院也不会对我们指控的证据照单全收。

这是一种传导性的压力。

所谓的批判性思维，其实就是庭审实质化压力不断传导的结果，也是法治需求不断提高的结果。

没有这个批判性思维，司法的理念就会裹足不前，司法的质量就将失去保障。

来源：刘哲说法 

作者：刘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