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权推荐SHANGQUAN RECOMMENDATION

与企业有关的犯罪往往需要分层次处理。

这个企业有些是合法的企业，但在经营的过程中偶然的开展违规经营，进而达到犯罪程度；有些是长期的开展犯罪行为；有些甚至在设立之初的目的，其实就是实施犯罪行为。

这些情形很多，所以最后未必都能按照单位犯罪处理，但他们都有一个企业的外观，都有雇佣行为，在企业内部的组织模式都呈现一种金字塔的结构。

我们正是基于这种金字塔的组织结构，因此才认为有必要进行分层次处理。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任何一个组织中，由于层级不同，地位、权利和责任都是有很大差别的，行为选择的自主空间也有很多的不同。

决策层是能够决定方向的，比如合法的方向，还是违法的方向，甚至是犯罪的方向。

这个方向一旦确定，中间层会组织实施，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为决策层提建议。

到了最底层，往往对决策的影响就非常小，在有些组织中甚至不太鼓励基层员工提建议，认为他们就是干好自己的事。

所谓的自己的事，就是决策层确定的，中间层具体分排下来的具体责任。

但是我们知道共同犯罪又有一个部分参与全部责任的处理原则，这就好像只要参加了一点行为就要对全部的结果承担全部的责任。

而企业为组织形式或者是幌子的犯罪模式，它的规模往往都比较大，往往成为涉众型的犯罪，被害人往往成百上千，甚至是几十万上百万的，金额更是高达数亿元，上百亿元，造成的损失也是非常巨大的。

由于危害结果巨大，涉及人员众多，公众的意见往往很大，希望能够更多的处理，才能解气出气。

这样一来，往往会抓得比较多，有的时候对整个公司一锅端了，不仅是组长、员工都抓了，有的连保洁、保安也抓了，经常是抓了几十人上百人，上千人的都有。

这些人是不是都要处理，就成了一个问题，往往产生大抓大放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比较稳妥的处理原则就是分层次处理。

不能用感情、情绪来代替处理原则，不能因为恨，就要多处理，或者以为一时的舆情就以多处理人的方式来平息舆情，这样既不能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不能真正让公众满意。

司法实践也要讲求实事求是的原则，要符合客观的情况。

以企业组织为模式的犯罪，它在事实上必然有一个组织化的原则，这是与犯罪团伙不太一样的。

进入犯罪团伙时对犯罪行为的性质往往比较容易认知，但是企业组织这个外观就不太容易认知。

比如一个大学生，毕业以后应聘，根据广告、走一系列的笔试、面试程序进入一个企业，这个企业规模还挺大，在高档的写字楼办公，在主流平台做广告。

公司也有企业文化，愿景以及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层次分明，管理严格，有时候还感觉处于一种朝阳行业，有一定的创新精神，也有明确的KPI考核制度，也有晋升机制，按照一定绩效取得报酬。

工作职责也非常明确，要求打电话，推销产品，或者研发一些软件平台。

这样的工作很难与其他所谓的合法工作相区分，甚至正是同学所羡慕的工作，对于这样的工作谁能判断出它的违法性。

而且即使是合法企业其实也会有一些违规行为，如果完全拒绝，那工作就丢了，至少了失去了发展的前途。

在这种情况下，让普通员工如何选择，是坚持非常高的道德观和合规观，只要有一丝感觉有违法问题的工作都统统拒绝，如果这样的话，那可能就很难找到工作了。

而且自己的判断也不一定准，你认为的违法，其实也不一定违法，你认为的合法也不一定合法，这里边还有公司的法务、法规部门，这些部门都没有说什么，你凭什么说这个公司行为就有问题。

而且不得不承认，在市场行为中有不少灰色地带，有一些是法律规定不是十分清晰的地方，如果这样地方都不干，那么创新就很难开展。

因为干得比较顺手成熟的地方早就有很多人干了，就成为红海了，根本没有机会。

只有那些尚未有人涉足的领域，才可能有比较大的机会，而这种领域往往也是规范比较少的领域，很多东西说不太清，也不知道合法不合法，因为就没有太多的法律依据，这个时候要是等法，就往往失去机会。

对企业来说就是失去发展机会，对员工来说就失去了取得绝佳表现的机会，失去的个人发展和进步的机会。

在生存和发展面前人们如何选择？

作为司法者我们可能感受不到这种商业压力，因此我们在判断违法性上往往会以挑剔的眼光来审视问题，以为既然公司犯了罪，你员工怎么能不知道？

但事实是，公司在违法犯罪的时候，行政机关也不知道啊，如果知道了为什么处罚，不阻止；司法机关也不知道啊，如果知道了为什么当时不追究，现在问题搞怎么严重才追求，早干什么去了？

所以这个违法性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甚至当时可能就是得到鼓励的，只是此一时彼一时了。

而且当时的资金链没有断裂，风险没有显现，没有人认为有问题。

既然如此，更是不能苛责了员工，因为员工并不能决定公司的走向，他对合法性选择没有责任，从信息上他们也不掌握决策信息，因为更是无法判断其中违法性的实质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承担责任的主要的要限定在决策层。

他们是方向的决策者，他们有行为的选择权，他们可以决定做什么生意，怎么做什么生意，他们是有合法经营的选择的，他们也有要致富走险路的选择，也就是铤而走险，不惜牺牲被害人利益的选择，甚至是主动牺牲被害人利益的选择。

他们对行为的后果和危害性，有比较清晰的认知。

这也是他们需要被惩罚的原因，他们是始作俑者。

当然如果组织规模比较大，即使决策层也有一定的分工，有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他们对企业行为负有最重要的责任，因此他们也要承担最主要的刑事责任。

而在主要负责人之下，还有不同的高管，他们各管一摊，有些摊并不违法，有些摊最终实施的经营行为产生了违法性，他们根据摊与摊的分工，也应该承担不同的责任。

分管合法业务的高管也不应承担违法犯罪的责任，应当惩罚的是负有直接责任的高管。

管理层级比较多的话，重要的中间层也会产生重要的组织实施者角色，由于他们与决策层接触的比较近，信息掌握充分，尤其是组织实施的方式有些就直接具有违法特性，这样的重要中间层也有承担刑事责任的必要。

对于一线员工，小组长这样的层级，对自身行为选择权较小的人，虽然客观上也实施了违法行为，但这个分散的违法行为如果不汇集在一起，违法性感觉并不强烈。

尤其是了解到的违法决策信息有限，而且对决策没有影响力，其行为更多的具有被动性，而且因为其被雇佣的地位决定了其行为还有一定的不得已性，在这种情况下，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性就比较有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有必要通过分层次处理的方式来选择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

在处理的过程中，虽然收入了一些决策层和管理层，也有必要通过认罪认罚等方式进行进一步的区分，能够主动挽回一些损失，主动将所获违法受益退回，甚至还进一步进行赔偿，能够帮助弥补被害人损失的，应该给予一定的制度激励，可以选择从宽处理，有些情节相对较轻，也可以做出不起诉处理。

也就是在追诉的全过程都要体现宽严相济。

严的一面主要是针对最核心的主犯，一方面在采取强制措施和适用刑罚上要体现从严，另一方面在追诉的力度上也要体现从严。

很多主犯因为掌握的赃款多，携款潜逃的能力强，有一些就逍遥法外了，甚至潜逃境外了。

而且也会采取很多措施将自己的责任进行规避和切割，指向他们的证据并不容易获取了。

有些时候，司法机关往往就知难而退，满足于抓到一些中下层人员，以数量来代替质量，曝光起来，抓得人比较多，涉案金额大，感觉就获得了巨大的战果，殊不知真正的大鱼并没有抓到。

有些时候将这些中下层人员处理处理，就要将一个案子翻篇了，关键是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的司法官追着这个事，很多人都忘了还有主犯在逃呢。公众也是因为新闻效应，早就将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去了，没有多少人真正长达数年关注一个大案的主犯是否在逃，何时落网。

如果这么草草收场，那么就对这些主犯过于宽纵了。

与之相反的是，反而是那些没有什么潜逃能力的中下层人员被抓被判，这就不是宽严相济了，这就是宽严相反了。

打击面过大，不仅容易造成误伤，也容易让我们忽视了真正的目标，这是一种粗放型司法的体现。

分层次处理的目的就是逐渐从粗放型司法向精细化司法转变，提高司法的效能和精准性，更加人性也更加讲道理，从最大限度的减少司法的负面效应，增强公众对法治的信心。

来源：刘哲说法

作者：刘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