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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一个案件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公式把它算出来，从而得出一个唯一确定的结论。

我觉得这是几乎不可能的。

案情没法抽象为一种数据符号，把复杂的问题简约化，从复杂的事实模式化，其中舍弃的可能就是此案与彼案区别的细节性事实。

而这些细节性事实才构成了真实性。

真实就是充满了细节，而细节越多差别也就越大。

比如人都有五官，但你却能分辨上百上千个人，他们没有哪一个是完全一样的，即使是双胞胎都会有所区别。

所以即使是都是盗窃案，在作案方式上，情节上，动机上还是有着细微的差别。即使是手法相同的案件，也像双胞胎一样有着微妙的事实。

如果我们把人的细节性剔除掉，人人就都成了面目模糊的漫画人，线条人，你难以区分这到底谁是谁。

而如果完全不能区分谁是谁的话，这种漫画或者动画，小孩子也不会愿意看。

他们要看就要看那这些个别鲜明的，有辨识度的漫画人物。

因为除了面貌，还有性格，也就是人的精神特征，人与人更是差别巨大。

吃一种米，养百样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说得就是人在个性上的差别。

这种差别与面貌的差别相比，更加复杂，他们取决于生存的环境，过往的经历，父母的遗传，以及自身的天资禀赋。

因为每个人生活的环境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接触到的人和事不可能完全一样，因此人成长起来的精神气质也必然是不一样的。

而这种精神气质不同的犯罪人，所犯下的罪行自然也带有了自身的独特之处，而在刑罚确定的时候，这些犯罪人的可改造程度的巨大差异以必然了司法结论上的差别。

案件的事实和行为人这种差异还只能说一种确定性的差异，这就是这些都放在那里，这是我们如何权衡和把握的问题。

还有更难把握是证据之间的差异，每个案件所可能获得的证据也不一样，这里边既有偶然性的因素，也就是不确定什么样的证据可以保留下来，也不确定侦查人员的取证能力能否应付得了这些证据。

因此即使同一类型的案件，由于获取证据在量和质的差异，所以最终形成犯罪拼图的完整度也不同。

这些完整程度不同的案件，自然呈现的面貌就不一样，你又怎么给他公式化？

比如收集到多少证据算确实充分，这怎么设计公式呢，每一种案件都有千差万别的差异。

有些案件缺少这些证据，有些案件缺少那些证据，但是到底是哪些证据收集到了，就算是排除合理怀疑呢？

这最终还是需要司法官进行综合裁量。

而综合裁量有什么公式么，其实没有。一个法官曾经说，我说不清什么是淫秽录像，但是只要让我看一眼我就知道。

这就是人的认识的模糊性，要说完全没有准谱也不对，这种自由心证也不是胡乱判断，这是有一个大致的标准，只是我们说不清这个标准是什么。

我们没法对这些标准进行完全的量化。

因为这涉及到人类智力最层次的东西，也就是创造性的东西，目前是人工智能还不能完全模仿的。

对一个纷繁复杂的案件，我们的认识其实是一种创造性的认识。

一种对不完整信息，不可简化抽象的事实的理解与判断，就是一种通过法律逻辑的创造性运用。

我们不是没有规则，法律体系一套规则体系。

但这套规则体系不是数学体系，它有着人类语言所特有的模糊性，需要我们在具体情形的理解和把握上，加注自己的独到的认识和判断。

也就是我认为应该怎么怎么样。

换个人就可能有了另一番的结论，但法律确实同一套法律。

也就是说司法官的独特性，也体现出了不同的司法裁量。

为了统一执法尺度，我们曾经非常详细的制定司法解释，量刑规则，确立每一种犯罪的大体裁量标准。但是为什么没有任何一款量刑软件可以大体司法官的裁量呢？

那就是这些所有的尺度都需要主观的判断，而这些建立在复杂的微妙的细节之上，这些细节难以量化和符号化。

同时任何一种执法尺度在运用时都要体现司法官自身的价值观。

在人工智能不能代替人来判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接受司法者自身执法尺度的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可以实现特殊化处理，它可以根据案件的特殊性来特别的使用刑罚，实现正义的具体化；另一方面它的执法尺度必然有差异，必然会同案不同判的问题。

同案不同判既有案件本身其实还是有所不同，而且还因为司法官自身也有着差异。

事实上，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对事物的认识都可能发生变化，甚至由于心情、环境的不同，也会认识判断上产生一定的波动，不可能保持完全稳定的认识判断水准。

这些不稳定性是不是人的缺点，而应该尽快让人工智能法官上位？

这也不好说。

这种差别其实就像物种选择的多样性，让司法观点呈现出多元性的面貌，从而适应不懂的司法需求。

因为任何一种看起来很对的观点，时间长了也会产生偏颇，谁有敢保证这种司法观点就一直对，永远需要修正。

如果全部实现机械性的统一，就会变得孤注一掷，从而产生无法挽回的错误。

也就是任何主流的通说都有可能是错的。当你将案件抽象为公式逻辑的时候，希望套用到无数的案件中去，从而消灭不同的司法结论。

这就像所有的物种选择一种生存方式，选择只吃一种事物一样，就很容易被社会所淘汰。

所以案件不是仅仅的数学符号，它本身就一团模糊的、复杂的不确定性，而判断他们的主体也同样是群观念模糊、认知复杂的不确定性主体，以复杂性处理复杂性，以不确定性对付不确定性，自然不可能得出唯一解。

即使抽象的形成了一些刑法案例描述，但是对同一种犯罪行为，不是也有无数种学说来阐述么，能够确定哪一种学说一定是对的，其他的观点就是错的。

那些目前处于通说的观点，其实在几十年前不是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么？

学说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必然随着社会进程而不断产生着变化。

既然对案件判断的逻辑都有了一种相对的正确性，也就是刑法适用底层逻辑就很难数理化。

而这些学说观点之所以会产生，归根到底还在于人和时代的差异。

人的差异导致了观念的差异，时代的变迁导致了主流观念的变迁，这自然对社会认知产生影响。

投机倒把原来是犯罪，现在不是犯罪了；原来很多案件都有死刑，现在没有那么多死刑了。

我们当初的观点错了么，也不尽然，只是时移事异而已。

所以妄图将案件简单化的绝对化观点就是绝对错误的。

要认识到案件的认识具有相对性，正义具有相对性，正义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应该以动态的，复杂性的眼光来审视司法工作，永远以新的视野来审视相似的案件，才能尽量的贴近公正。

在司法过程中奉行理性主义的观念，但不能绝对化，良法还要与善治相结合，理性还要与感性相结合，在可能机械套用法律的时候，永远想到你面前的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一个有血肉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符号人，我们就能够更加富有洞察力和同理心。

不要害怕与别人办的不一样，要警惕的是为了一样而一样。

因为法律是抽象的，人是具体的。

来源：刘哲说法

作者：刘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