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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很少会主动调整量刑建议。很多量刑建议的调整都是基于法院的建议作出的。

但是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最新出台的规范量刑程序的意见中，都没有就法院如何建议作出明确的规定。

实践中，法官对调整量刑建议的建议往往是口头的，很多时候甚至是不明确的。

有的就是会说轻了重了，还有的会说缓刑合适不合适，更有甚者就告诉量刑建议不合适，问你要不要调。感觉就像是在问是否要服从调剂。

但是检察机关对量刑建议的调整却往往是书面化的，而且有专门的量刑建议调整书，而且对量刑建议的调整一定是具体的，而不是含糊的。

这就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一方面是口头的、模糊的，两一方面是书面的、具体的。

而这也必然带来一种不协调。

因为口头的、模糊的调整意见，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指向性，这就会导致，量刑建议的调整无法称了法官的心思，甚至有可能领会错了。

但也可能是法官在建议调整的时候自己也没想清楚，比如检察机关建议量刑的实刑，法官认为可以考虑判缓刑，建议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等到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之后，法官却又改了主意，最后判了一年半实刑。

这样不仅让检察官摸不到头脑，让被告人的心理预期也像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的。

这一切都源于调整意见的不具体。

事实上，很多检察官为了急于获得量刑建议的采纳，所以也会进行无原则的调整，甚至是盲目的调整。

法官在法庭建议调整量刑建议的，一定要问明白三句话：

1.为什么要调整量刑建议，请释明原因；

2.量刑建议的调整的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

3.量刑建议调整的幅度到底是多少，调整到多少才合适。

最好，最好还要要求法官提供书面的建议，以便启动量刑建议调整的审批程序。

不问明白就调整，不是瞎调整么？对于笼统说量刑建议不合适的，实际上就是没有指明量刑建议调整的方向，在没有方向的情况你怎么调整都是错的。

而且要求法官对量刑建议调整意见予以明示或书面化，也有利于固定法官的意图，避免出尔反尔，从而导致量刑建议调整的反复，并由此带来的司法公信力的损伤。同时，也可以确保调整意见的严肃性，一定是审理清楚后，想清楚后，再建议调整，避免随意建议调整，从而导致随意调整，从而导致检察机关在量刑建议上的出尔反尔。

而且在明确建议调整量刑建议的原因、方向和幅度后，检察机关才方便审查确定是否量刑建议需要调整。如果所要求调整的幅度超过检察机关的接受范围，严重背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甚至是调整的方向与检察机关所认可的方向背道而驰，包括希望调整量刑建议的理由过于牵强，毫无必要，检察机关都可以选择不再调整量刑建议。

如果这个时候量刑建议没有采纳，可以通过抗诉的方式主张自己的诉求，开展法律监督。

尤其是审判机关在量刑建议之上加重刑罚的时候，检察机关的抗诉就可以与被告人的上诉形成一种合力，有利于更好的发挥监督的作用，而且还能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即使抗诉未必一定能够成功，至少树立了检察机关言而有信的形象，兑现承诺，从长期看也有利于认罪认罚工作的开展。

而如果违心的进行了调整，无原则的进行了迁就，最后虽然获得了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数据，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发现量刑其实是不当的，调整是不妥当的，也无法有效开展监督工作了。因为毕竟是按照你调整的量刑建议判的，还怎么抗诉呢？

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引起被告人的不满，如果没有与被告人沟通就调整的情况下，甚至会引发被告人的愤怒，认为检察官言而无信，同时还会对此进行宣传，让其他人也不再相信检察机关。很多时候，在解释判决的时候人家也会告诉他，这是按照检察机关的建议判的，最终矛头都指向了检察机关。

但是检察机关已经没有机会向被告人说清楚，其实不是我们想主动调整量刑建议，只是在法官的建议下调整的。而是即使解释的话，我们也没有书面的证据啊，因为法官并没有提供书面的建议。但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调整是以书面形式进行的，白字黑字，百口莫辩。

事实上，从程序的对等性原则或者严谨性原则的角度出发，既然要求检察机关要以书面形式调整量刑建议，那调整量刑建议的意见也应该以书面形式进行，否则应该视为无效。至少应该在法庭上要求法官予以明示，并以庭审笔录的方式予以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