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暴力犯罪事件屡见报端。2020年4月,安徽省郎溪县13岁的杨某某杀害堂妹杨某婷后抛尸;2019年7月,宁夏永宁县12岁的苏某用木板击打6岁的亲戚李某某致其死亡;2019年3月,江苏省建湖县13岁的邵某因不服管教,将其母杨某杀害;2019年1月,湖南省涟源市13岁的严某灵持刀捅伤同班同学贺某涛,送医抢救无效后死亡。这些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低龄未成年人因不满14周岁而无法得到刑事制裁的事件,引发了
摘要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侦查机关往往会采取一定的讯问策略,以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和戒备,顺利获得口供,从而保证证据的收集与刑事诉讼程序的推进。在实践中,存在以对其取保候审为由让嫌疑人作出供述的审讯行为。通过对该行为进行分析,此种模糊的引诱讯问策略侵害犯罪嫌疑人的自愿性,违反了强制措施适用的法定原则,违反刑事诉讼目的和价值,超过了讯问策略的容许空间,应当被认定为非法引诱方法而予以排除。
一、引言长期以来,中国刑法及其改革一直是西方比较研究和写作的焦点。在当今时代,比较研究——在很多情况下都得益于中国学者的帮助——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国时期一直到1949年,仍然是现代研究的对象。[1]1949年以后,西方的学术研究更深入,尤其是在地缘政治集团之间的差异和中国刑法对苏联模式依赖的背景下,1979年《刑法》颁布后到20世纪80年代,催生了大量相关文献。[2]1990年之后,对中国刑法的人权问题和司法实践的
摘要学界对于防卫限度判断标准的研究着力于构建具体的判断规则,与以往相比较提高了规范的确定性,但是对于防卫限度判断标准的理论研究相对不足。在当下,防卫限度判断标准的理论依据存在争议,特殊防卫条款的属性不明,判断规则的可靠性受到质疑,司法人员在处理疑难案件时依然面临标准不明的困扰。为了解决防卫限度判断标准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明确防卫限度判断标准的理论依据,即法益保护和法的确证原则;其次,以理论依据
摘要引诱是指讯问人员以利益为诱饵,使犯罪嫌疑人违背意愿做出供述的行为;欺骗是指讯问人员通过向犯罪嫌疑人告知不真实的情况或不具有实现可能性的情况,使犯罪嫌疑人相信,并在此基础上违背意愿做出供述的行为。引诱与欺骗的概念存在竞合的可能性,以取保候审为由引导犯罪嫌疑人做出供述的行为可能是引诱,也可能属于欺骗。引诱和欺骗的非法性实质在于其使犯罪嫌疑人违背了自由意志。目前对引诱和欺骗的非法取证方法进行规制
摘要真实出资购买原始股的权股交易行为显然区别于干股型受贿、合作投资型受贿、委托理财型受贿,现有观点认为原始股型受贿的本质是公权力与原始股(高额溢价机会)发生了交换,对此并无太大争议。但公司存续及上市周期差异极大,原始股的高溢价概率差异极大,因此有必要先辨析概念前提,即原始股的内涵与外延,进行适当的限缩以框定犯罪成立的范围、明确证明标准。从入罪视角来看,原始股应当限定为拟上市公司的原始股,方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