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刑法的最后手段原则这条公理受到质疑。确实,自由不可计算,但自由种类有高下,在设立刑罚时应该考虑到受刑人的个体感知。这场质疑背后的中心矛盾是自由与风险的紧张关系。对此,可以进一步区分不同的自由。对于存在无法容忍的风险的领域,刑法的介入没有意义;对于涉及民主政体根本和公民个体自由这类的自由,自由优于安全;其他领域,则安全优于自由。道路交通案件则介于两者之间,需要在监管和自由之间选择合适比例。因
立案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案前调查核实是判断案件是否符合立案标准,从而能否正式启动刑事追诉活动的重要诉讼活动。长期以来,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对于该阶段的规制程度较低,但随着信息网络犯罪的发展,在立案前通过数据收集、分析来评价涉案行为性质、尽早防范和打击黑灰产业链条,已成为犯罪侦查的新常态。在此背景下,传统刑事诉讼立案前的规则稀缺在一定程度上与司法实践的需求不相匹配。2022年8月30日,最高人民
数字时代,网络信息技术不仅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同时也给违法犯罪分子提供了新的犯罪工具和对象。信息网络犯罪在当下刑事案件中占比越来越高,由于此类犯罪具有跨地域性、涉众性、链条性等特征,仅仅依靠传统侦查措施和方法可能已无法胜任信息网络犯罪治理,在此背景下,中国司法机关就自生自发地探索了许多新兴侦查措施和方法,如远程勘验、远程询问、抽样取证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2
摘要共同正犯违法所得没收的特殊之处在于行为人的复数性,以及由此引起的行为人之间的责任承担问题。刑法通过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将犯罪结果归属于所有行为人,导致没收违法所得时亦不对各行为人的实际分配加以区分。然而,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是基于规范层面对犯罪结果归属的评价,实践中错误地将本属于规范评价的犯罪结果当作是自然事实的结果,并由此得出连带没收的结论。违法所得没收的本质在于对犯罪行为所创设的不法利
2021年 8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以下简称《法律援助法》),亮点多多,向世界各国展示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已迈进了新时代。一、《法律援助法》立法的历程和意义从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实施到今年《法律援助法》的正式颁布,将近二十年。2013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重视法律援助工作。在中央所推动的司法体制改革中,一直把法律援
一种不太支持证人出庭的意见认为,在庭上的证言不够真实,在庭下做的证言才是最真实的。因此证人出庭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反而会扰乱真相。最直接的就是,证人一到庭上就容易翻证,让本来很顺溜的证据链条弄得一团糟。本来很确定的说法到了法庭上,可能就不敢确定了;本来说东的,有可能说西了;本来看见的可能说没看见,本来没看见的也有可能说看见了。而且会说出一些原来没有的细节,这些细节可能与在案的证据链条不协调,容易